假如泄漏了资料与姓名,就会有人丧命

    （2008年）6月时，Tarasiuk回到他的办公室，他看着会议桌的每一个人说，“就事论事地，你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情报活动，那也是我们从事的事业。”温和的陈述方式舒缓了这个声明的重量：结论是，他从事的事业是与众不同的，他的顾客是独特的，他的数据是机密敏感的，他的安全要求很特殊，他的任务与大部份CIO的任务有差异。

    他每一天从事的都是一个大型的平衡活动：权衡CIA信息保护的必要性与分享该信息的要求。他诚恳地提出，“毫无差池地保护数据，”以及“因为信息摆在那里没有人使用，则形同无用”两项观念必须平衡。

    当他在服务顾客时亦同（Tarasiuk更倾向于称他们为“合作伙伴”），他在应付情报人员、分析人员及其它部门时，有时会产生基础架构上或应用上的抵触。他非常地仰赖信息治理委员与“企业数据层”的处理程序，但是“这个位置如坐针毡，因为你永远无法让每个人都满意”。

    例如，情报人员与分析人员之间长期都存在着紧绷关系。“尽管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试图减少情报分析处（DI）与行动指挥处（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 DO）之间的障碍，但是彼此的针锋相对仍然存在。”Bruce Berkowitz表示：“例如，DI与DO的数据库与IT架构都是分开的，几位DI的分析人员甚至告诉我，他们和国家安全协会（NSA）的同性质工作伙伴一起工作，比和DO的自己同事合作还融洽。”

    Orr说：“CIA一直无法使他们的行动伙伴与分析人员对话，因为行动人员基本上知道假如资料和姓名泄漏的话，就有人会丧命，他们非常严密地保护他们的信息，而分析人员要把一切公诸于这个体系。两处之间的关系紧绷。”

    All Tarasiuk会把这种紧张关系解读为：“技术不是提高运作效率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