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涉及到的组织，都互相指责对方在凯泽事件上犯下的错误。凯泽的总裁，包括北加利福尼亚总裁玛丽·安·托德和全美总裁哈尔维森指出，器官分享联合网络对于凯泽医院的行政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3月份的英联邦俱乐部会议上，哈尔维森说，器官分享联合网络在处理凯泽的要求时准备不足。“我们问，‘把患者信息从一个名单转移到另一个名单需要多久？’”他回忆道，“他们（器官分享联合网络）给了我们一个估计，让我们以它为参照标准。有趣的是，他们似乎以为我们需要转移的只是一个人的资料，而事实是我们需要转移2000多人的资料。”
       器官分享联合网络的凯克承认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完全没有意识到凯泽需要转移这么多病人的资料，但他同时也指出，凯泽医院对此本应有更清楚的认识。“如果将中心的建设当做一个大项目来做，加强整体规划，加强部门间的协作，事情根本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境地。”他说。
       他补充说，监管机构应该早一些开展对凯泽医院的调查，因为它的移植手术记录中的手术进程比当地的其他移植中心都要缓慢，同时在待手术过程中死去的患者数量是得到肾移植人数的整整两倍。“你不得不质疑，一个医疗体系怎么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他说，“质量管理部门干什么去了？评审机构又在哪里？”
       德博拉.罗梅罗，旧金山医疗保健和认证经理说，她的机构负责处理病人的投诉，但在去年凯泽事件被媒体披露之前，很少有病人到该机构投诉。“我们的第一份调查就是由洛杉矶时报（关于凯泽医院的报道）引发的。”她说。而在此之前，病人们似乎并不知道去那儿投诉。医疗保健计划管理局拒绝对此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