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信息公开的契机
研究这个问题最开始有一个契机，因为这个观念不可能凭空而来，当时的契机是什么？
1997年、1998年，当时国家保密局想修改《保密法》。《保密法》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制定的，到1997、1998年的时候实施大概有十年了，没有修改过。但是里面的问题特别多，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定的密太多了，什么都是密。因为我们定密的制度不规范，而且定的密级特别高，不光是定秘密、机密、甚至有可能定成绝密，定的时间也很长。这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定那么多，定那么高，定的时间那么长，什么都是密，但是负责保密管理的资源是有限的，就是该保的就保不住了，最后的结果就是真正的密就不好保。所以就出现了一些泄密事件。
再一个，保密局确实自己也意识到，保密工作还得和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契合，该利用的还得利用。江主席有一句话就是该管住的要管住，但是该开放利用的也得开放利用。如果什么东西都不开放利用的话社会无法发展，因为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公开是朝阳产业，确实如此。比如说汽车导航你得有一个地图，你说这个也是密那个也是密，最后什么也干不成。所以保密局有这么一个想法，想请几位专家做修改《保密法》的顾问。当时保密局两位局长说他们的保密局只制定政策，密都是部门去弄，因此他们来找我们说你是研究行政法的，我们现在保密搞不好关键是公开没搞好，研究行政法就是研究信息公开，我正好可以从信息公开法的角度搞。后来我们就帮他们来参与修改保密法。
保密局的领导非常清楚，公开和保密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保密要想保好，肯定要把公开搞好，公开搞好保密就能搞好，这个观念非常明确。当时没有国务院信息办，国务院信息办是2001年才成立，保密局领导都非常清楚，但是让他们推这个事情就犹豫了，他们觉得中央让他们干保密的，现在却来推信息公开的事，似乎有一点和职能不太符，因此我说我们社科院可以先做研究，把研究成果做好了给你们。
所以97、98年首先社科院做研究，院长是李铁映同志，他当时要求社科院关注信息的问题，关注社会信息发展的问题。我们在全国优异个开始做这样一个课题研究，但是不敢叫政府信息公开研究，因为太敏感了。美国的FOIA开始在国内翻译的名字叫做《情报自由法》，但这两个词都很敏感：一个叫情报，一个叫自由，后来我们把词翻译成“信息公开”，后来叫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开发就是公开、利用，公开之后就会有利用；还有一个管理，管理就把保密局放在里面去了，叫做“政府资源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做这个课题，正好做到了2001年，2001年国家特别重视信息化，国家成立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当时是朱镕基总理做组长，胡锦涛当时做副组长，组成了级别非常高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那个时候开了一系列的研讨会，我参加了一次会，在会上谈的就是这个观点——信息公开和国家信息化，当时就因在会议上的发言把我选进了专家委，这个时候国务院信息办就成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