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168 信息化】

    1972年9月5日凌晨，8名巴勒斯坦“黑色九月”组织成员，潜入奥运村31号楼以色列国家运动员的驻地，在射杀一名以色列教练和一名运动员后，武装劫持了9名运动员和2名官员。劫持者要求以色列当局马上释放在押的200名政治犯并让他们自己安全离境。经过重重谈判——谈判过程中，2名人质被杀害，劫持者同意押送剩下的9名人质飞往第三国。当劫持者从直升机转向大型客机时，前西德特种部队开枪，劫持者则炸毁了直升机，射杀所有以色列人质。随后，8名劫持者全部被特种部队射杀。这一年的9月被记做“黑色九月”。

    2008的9月，对于中国部分官员来说，无疑也是黑色的。

    9月11日，冀纯堂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去河北省石家庄市市委副书记、市长职务。

    9月14日，因为“9.8”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孟学农被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

    9月16日，石家庄副市长张发旺、石家庄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被免职，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被免去党内外职务。

    9月20日，山西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临汾市委副书记刘志杰被免职，刘志杰的临汾市长和周杰的临汾副市长职务被提名免去。襄汾县委副书记李学俊被免职，其襄汾县长职务被提名免职。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被免职，襄汾县副县长韩保全被提名免职。

    9月21日，深圳龙岗区副区长黄海广因“9.20”舞王俱乐部特大火灾被提名免职。

    9月22日，石家庄市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

    9月22日，国务院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职务。

    9月22日，因河南登封市丰二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被党内警告处分，吴福民被免去登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建议免去登封市长职务，登封副市长张宏伟被建议免职。

    山西溃坝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中，2名正省部级官员（孟学农、李长江）引咎辞职，2名副省级官员（张建民、吴显国）被免职。其中，孟学农被不少人说成是“官运不济”、“仕途多桀”。2003年4月30日，孟学农因处理非典疫情不力，在当选北京市长不足百天之际，辞去北京市长职务，并被免去党内职务。2007年8月，孟学农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8年1月22日，孟正式当选山西省省长，9月14日辞职。

    9月份的这场问责风暴中，孟学农是主角。而李长江在今年3月13日全国“两会”期间针对“问责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实行问责制，是新一届政府着重强调的一个方面……体现出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主要负责，这就是说，有责、有权，责权一致。作为国家质检总局的局长，政府的公务人员，我一直都感到应该尽职尽责，把所赋予的职能完成好。”

    孟学农的“两起两落”，李长江的引咎辞职，问责风暴的背后让人们想到更多是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对官员的政绩进行评估、考核。今天，在中国互联网用户超越美国跃居世界靠前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充斥着更多的“草根英雄”和“人肉搜索”的时候，如何对互联网时代下国内的政务绩效进行评估，如何让电子政务健康发展，是在这场问责风暴下着重探讨的。2008年9月25日，“IT168电子政务大讲堂”邀请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洪，以及中国IT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孙强，就“如何让绩效评估成为电子政务健康发展的动力”做了采访和探讨。
 

政务考核不同于企业考核

    不同工作的绩效评估有着不同的特点。以单独生产者为个体的小商贩，对他们的绩效评估就通过其所面对的市场和消费者。而在形成团队生产，出现企业以后，每个生产者并不都直接面对消费者，团队生产者的行为不受市场直接约束。这时候，企业经过多种努力，也基本上解决了企业内单个生产者的绩效考核问题。对于一个人的贡献多大，有一个恰当的考核，有一个恰当的报酬，有激励措施，这样才能让生产者有动力。单个生产者有动力以后，才能在一个团队成长中作出自己的努力，使得整个团队效益提高。

    如果把政府看做一个特殊的“企业”或一个“生产团队”，它所提供的“产品”跟通俗企业生产的产品是不一样的。通俗企业的产品更多的是“私人物品”，比如某企业生产的计算机，如果消费者不愿意买，可以不买。私人物品的市场情况可以直接反馈给企业，以及企业生产团队中的单个生产者。而政府企业则不一样，政府生产的产品不是计算机，不是私人物品，而是公共物品，比如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设施……这些公共物品的“消费者” 就是广大的公民、市民。而对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果消费者不喜欢了，是无法拒绝的，另一方面，消费者对公共设施服务的评价也比较弱。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洪说：“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它的考核制度相对来讲比政府更完善，政府内部考核制度比企业滞后很多。”由于政府内部没有很有效的考核制度，并且外部的反馈信号也比较弱，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能不能提供好的公共物品。这时候，就凸显出怎样用更有效的方法、制度、技术来评价政府工作，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才能够去真正有效的问责。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盛洪

    政务考核与企业考核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在企业内，考核目标就是利润，比较单一，所以考核变得比较简单，而政务的考核目标是多元化的，复杂化的，这就使得政务考核变得很难，。比如，矿难事故、煤炭安全问题，政府始终在反复强调，但是还是屡屡发生。政务绩效考核的监管不是一两个指标能够做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