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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5日凌晨，8名巴勒斯坦“黑色九月”组织成员，潜入奥运村31号楼以色列国家运动员的驻地，在射杀一名以色列教练和一名运动员后，武装劫持了9名运动员和2名官员。劫持者要求以色列当局马上释放在押的200名政治犯并让他们自己安全离境。经过重重谈判——谈判过程中，2名人质被杀害，劫持者同意押送剩下的9名人质飞往第三国。当劫持者从直升机转向大型客机时，前西德特种部队开枪，劫持者则炸毁了直升机，射杀所有以色列人质。随后，8名劫持者全部被特种部队射杀。这一年的9月被记做“黑色九月”。
2008的9月，对于中国部分官员来说，无疑也是黑色的。
9月11日，冀纯堂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去河北省石家庄市市委副书记、市长职务。
9月14日，因为“9.8”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孟学农被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
9月16日，石家庄副市长张发旺、石家庄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被免职，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被免去党内外职务。
9月20日，山西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临汾市委副书记刘志杰被免职，刘志杰的临汾市长和周杰的临汾副市长职务被提名免去。襄汾县委副书记李学俊被免职，其襄汾县长职务被提名免职。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被免职，襄汾县副县长韩保全被提名免职。
9月21日，深圳龙岗区副区长黄海广因“9.20”舞王俱乐部特大火灾被提名免职。
9月22日，石家庄市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
9月22日，国务院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职务。
9月22日，因河南登封市丰二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被党内警告处分，吴福民被免去登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建议免去登封市长职务，登封副市长张宏伟被建议免职。
山西溃坝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中，2名正省部级官员（孟学农、李长江）引咎辞职，2名副省级官员（张建民、吴显国）被免职。其中，孟学农被不少人说成是“官运不济”、“仕途多桀”。2003年4月30日，孟学农因处理非典疫情不力，在当选北京市长不足百天之际，辞去北京市长职务，并被免去党内职务。2007年8月，孟学农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8年1月22日，孟正式当选山西省省长，9月14日辞职。
9月份的这场问责风暴中，孟学农是主角。而李长江在今年3月13日全国“两会”期间针对“问责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实行问责制，是新一届政府着重强调的一个方面……体现出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主要负责，这就是说，有责、有权，责权一致。作为国家质检总局的局长，政府的公务人员，我一直都感到应该尽职尽责，把所赋予的职能完成好。”
孟学农的“两起两落”，李长江的引咎辞职，问责风暴的背后让人们想到更多是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对官员的政绩进行评估、考核。今天，在中国互联网用户超越美国跃居世界靠前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充斥着更多的“草根英雄”和“人肉搜索”的时候，如何对互联网时代下国内的政务绩效进行评估，如何让电子政务健康发展，是在这场问责风暴下着重探讨的。2008年9月25日，“IT168电子政务大讲堂”邀请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洪，以及中国IT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孙强，就“如何让绩效评估成为电子政务健康发展的动力”做了采访和探讨。
政务考核不同于企业考核
不同工作的绩效评估有着不同的特点。以单独生产者为个体的小商贩，对他们的绩效评估就通过其所面对的市场和消费者。而在形成团队生产，出现企业以后，每个生产者并不都直接面对消费者，团队生产者的行为不受市场直接约束。这时候，企业经过多种努力，也基本上解决了企业内单个生产者的绩效考核问题。对于一个人的贡献多大，有一个恰当的考核，有一个恰当的报酬，有激励措施，这样才能让生产者有动力。单个生产者有动力以后，才能在一个团队成长中作出自己的努力，使得整个团队效益提高。
如果把政府看做一个特殊的“企业”或一个“生产团队”，它所提供的“产品”跟通俗企业生产的产品是不一样的。通俗企业的产品更多的是“私人物品”，比如某企业生产的计算机，如果消费者不愿意买，可以不买。私人物品的市场情况可以直接反馈给企业，以及企业生产团队中的单个生产者。而政府企业则不一样，政府生产的产品不是计算机，不是私人物品，而是公共物品，比如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设施……这些公共物品的“消费者” 就是广大的公民、市民。而对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果消费者不喜欢了，是无法拒绝的，另一方面，消费者对公共设施服务的评价也比较弱。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洪说：“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它的考核制度相对来讲比政府更完善，政府内部考核制度比企业滞后很多。”由于政府内部没有很有效的考核制度，并且外部的反馈信号也比较弱，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能不能提供好的公共物品。这时候，就凸显出怎样用更有效的方法、制度、技术来评价政府工作，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才能够去真正有效的问责。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盛洪
政务考核与企业考核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在企业内，考核目标就是利润，比较单一，所以考核变得比较简单，而政务的考核目标是多元化的，复杂化的，这就使得政务考核变得很难，。比如，矿难事故、煤炭安全问题，政府始终在反复强调，但是还是屡屡发生。政务绩效考核的监管不是一两个指标能够做下去的。
电子政务平台帮助做好监管和评估
20世纪70年代，信息技术在美国出现和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人提出要把权利还给人民。随着近年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信息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们处理和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并越来越快捷。处于现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普及的背景下，政府正在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迈进。而在如今的信息网络发展和政府走向中，官员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和公开有助于建立多重评估体系下的政务绩效考核制度，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对政府和党委的问责。
这时候，在政府网站上，人们可以低成本获得政府各个部门、科室，甚至各个官员相关的信息，以及相关的政务信息，比如政府在什么时候突出什么样的公共服务等。把责任人和政务信息发布出去，市民可以在政务网站平台上反馈对公共服务的信号，从而达到对相关官员的政务绩效的考核。计算机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给老百姓提供了一种手段，可以实时向政府反映问题，提供意见，提供信息，实时监管。
因为政府网站的存在，政府官员的信息是公开的，出现严重事故后，相关领导和官员是逃脱不掉责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山西省长是谁，国际质检总局的局长是谁。事故发生后，找到承担责任的官员，相对而言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但盛洪说：“深入一步想下去，出现这么大的事故，一个省长、市长辞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未必。只是说最大的官员承担总体责任，但是底下还有很多低层次的官员，他们也应该承担责任。从省长，一直分解到市长、县长，这种问责才可以有效。”要把问责变成一级一级问责制度，明确每一个政府官员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截至10月20日，检察机关对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共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渎职犯罪嫌疑人22名，其中厅级干部1人，处级干部6人、科级一下干部15人。
每个层次和级别的官员都明确自己的责任，还要借助有效的监管手段明确底层的具体操作和执行情况，有效监管才能防患于未然。但监管手段的实施，在一定层面上存在难度。对此，盛洪认为还是应该在技术和制度上得以加强和改进。中国IT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孙强则认为，主要还是要依赖于政府的信息化平台实现实时监管，而不是事后的问责。要把现在的事后问责变成事前监管、预警监管。但孙强同时还强调说，现在的政府的网站平台还缺乏一个有效的反馈汇报途径。如果要实现监管，就需要很好的信息系统，正如管理大师所说的：“没有很好的技术，就无法管理。”
中国IT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 孙强
具体到考核实施方面，盛洪说：政务的考核有两个“软肋”，一个是内部考核很难进行，一个是外部产品（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等）的好坏无法评估。针对此，北京市东城区构建了一个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这套系统包括内部信息系统，以及从外部获得信息的系统，两部分系统的信息交汇在一起，完成对政府评估。这使得政府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工作做得到底好不好，因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很大部分是老百姓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同时也是可以反馈的。在这个系统中，政府方和第三方都可以看到每天有多少投诉，哪天有什么样投诉，政府相关部门又是怎么处理的，这就使对政府的绩效考核变得非常透明、客观，而不是像某些所说的政府对政务的考核是自己在玩“左右手互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