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力量
科技发达，生产过盛的今天，中国“市场”让我们毋需妄自菲薄，更不需夜郎自大。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清醒地对自己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作审慎判断和利用。
什么样的变革才能解决中国软件业的问题，才能寻找到中国软件业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2004年，至少在一些软件厂家看来，这个问题得到了一种题解。由于印度软件外包业务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巨大成功，它像一个偶像，激发许多国内软件公司开始认为：软件外包就是多年来寻觅未果的救命稻草。
我曾撰文《软件全球化分工背后的危险》（该文发表于《IT经理世界》2005年4月20日期）探讨这股印度“外包风”引发的思考。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软件业群体模仿印度，重点发展外包，这对于一个民族主义国家来，尤其是对于要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来讲是危险的。中国需要在新时期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软件技术与产品。庞大的中国高成长市场是稀缺的，这一点让印度无可比拟，它应该是一块催生中国软件巨头诞生的最好土壤，而且机不可失。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说得好，外包可以作为软件业的
“零食”，但决不应是“正餐”。
“正餐”源于“自给”，而不是“嗟来”。在印度“外包风”刮起之前，中国软件业一直在苦苦寻找生存“正餐”。无论是用友、金碟的ERP软件，金山、永中的桌面办公软件，还是中科红旗的自主Linux操作系统等，无一不是面对国内庞大内需市场、走创建自有品牌战略的举措。只是多年来这些努力在美国软件公司等巨头的夹击中举步维艰。
科技发达，生产过盛的今天，中国“市场”让我们毋需妄自菲薄，更不需夜郎自大。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清醒地对自己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作审慎判断和利用。在我看来，至少以下类型的公司将成为中国软件业再次发力的变革力量。
第一类，那些研究中国市场特点，面向国内需求，实现适合中国市场特点的技术创新型企业。
被压缩了的中国软件应用历史没有像美国一样的“自然演化”。快速多变的市场环境、层次分明的应用水平、不断进步的组织能力、数量庞大的用户基数、几乎没有IT遗产的客户系统，以及能直接向互联网部署的全新机会等等，这些都让中国有着不同于美国的软件应用特点--基础建设与优化整合并行；规模庞大与精细耕作并行；简单应用与复杂应用并行。
以前的中国软件业在向美国学习，而当认清中美不同的产业环境后，就需要我们因地制宜、面向国情地摒弃很多“美国模式”中的不适部分，有选择地发展更适中国的创新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软件巨头们把适于成熟稳定商业环境的、适应于普遍一致管理水平的套装软件带给中国，这应被我们视为不符合国情的。从国家软件产业战略角度，软件美国亦应被我们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重点发展面向构件的技术代表了一种努力方向，它被称为新软件体系的代表。它能以图形化的方式组装大量实践验证的业务构件，不仅简化了传统软件成千上万行的代码，大大降低了软件的维护成本。更具意义的是，它能通过构件间组合调配，迅速灵活地响应客户对业务变化的需求特点。这一点在变化的中国市场中尤其重要。另外，构件也可以帮助软件公司避免“重复发明轮子”的陷阱，较高提升软件复用率。同时，构件技术驱使软件产业链出现分工，实现了构件基础件商、构件平台商、基于构件的软件应用开发商等产业角色，它们的协力能较高提升软件生产效率。构件使软件业在个性市场中实现了“规模化”的软件工厂生产，从而大大推动软件“规模化”进步。
第二类，那些在软件融合企业的趋势中，面向中国庞大市场需求，以并购或新技术获得成长的软件服务型企业。
随着软件应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运营将依赖于软件实现。电信、银行、证券等服务行业几乎将软件应用与业务融合，软件运行的过程就是企业给消费者创造服务的过程，软件之于它们正如设备之于制造业。软件与企业经营已经不可剥离，“软件融合企业”将成为潮流。而这也意味着更多的软件公司可以从单纯的产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移。
软件产品是按“套”或者“授权使用”来卖，转型为软件服务公司后，将变成按“人/月”来卖。尤其在电信等高端企业级软件领域，这股趋势已变得越来越明显。亚信公司2005年第一季财报显示，软件服务营收为680万元美元，占到总软件营收的42.5%，同比增长达51%。
基于中国庞大的行业市场，我们预计电信、金融、电子政务、制造、物流、教育等各行业都会有规模化的软件服务公司出现。一些已经在行业中获得比较优势的公司将越来越采用兼并收购的资本方式获得扩张。它们手头拥有足够多的现金，它们多年来在中国一些行业中精耕细作，同时在它们的成长纷纷也开始遭遇瓶颈。这时候，选择兼并或收购那些与自己业务相关或互补的“小”公司将成为它们的不二法门。事实上，这一趋势在全球软件市场中近年来表现明显，Oracle收购了 PeopleSoft和Retek，Symantec收购了Veritas，CA收购了Concord Communications，Microsoft收购了安全软件公司Sybari和协作工具供应商Groove，IBM吞下了Ascential，以及最近的Adobe公司并购了Macromedia。
角色发力
软件业的成功一定是政府、企业、用户，以及媒体合力的成功。在当前多变的市场格局下，在国外软件巨头已占高份额市场比例的前提下，来自国内多方面角色协同将更有利于中国软件业的良性发展。在此过程中，各方应在以下着力点实现转换。
第一，政府的着力点。
规范市场秩序，鼓励正当竞争，避免过分支持“关系企业”而干预市场。一方面，政府需要意识到倾斜保护将导致企业生产力提高缓慢，并消弱企业创新兴趣，这需要地方政府进一步撤销对市场功能的干涉，减少地方保护；另一方面，对于没有竞争力的企业需要创造市场退出机制。这样不仅释放经济资源，以供其他企业活动所用，而且将减少市场扭曲，迫使企业实现创新。
通过软件“保护法案”，确保政府采购市场。即使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政府采购市场依然受《政府采购协议》(GPA)约束，此领域市场并未完全放开。有数据表明，在未来5－10年内，中国政府IT采购将达1500－2000亿元之巨。这将是中国软件业发展极重要的一块市场。从长远角度考量，它通过国民经济体系的自身支持，为目前还未成熟的中国软件业提供了长大蓄能的机会。
改善软件创新融资和风险资本市场。事实上，融资的缺乏已经成为中国软件业创新缺乏的主要瓶颈之一。为改善此状况，政府可首先考虑进一步税收优惠等措施，以减少企业由于资本要素缺乏的资金压力；同时应鼓励建立风险投资，以及为创新融资的二板市场的发育与成长。
推动国内自主软件技术标准建设。在全球软件标准几乎被美国所独占的今天，中国期望通过国家创新战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努力正遭遇困境。数据库、操作系统、桌面办公系统等领域几乎失尽，这样，那些靠近客户应用的中间件，以及由企业多变需求引发的应用软件领域的机会将更显珍贵。为此，中国软件业必须评估自己的能力与局限，策略地扮演好推动国内自主软件技术标准的建设角色。
第二，软件企业的着力点。
企业应更多反思“美国模式”的不足，寻找真正适合中国市场与用户特点的软件创新解决之道。以套装软件为代表的“美国模式”经过多年的中国实践检验，已被证明并不完全适应。由于在商业环境成熟度、企业管理现实水平、IT技术环境等方面与美国大相迥异，中国的软件企业必须摆脱对美国模式的克隆幻想。而是要立足本国具体产业状况，努力寻找那真正适合自己需要的“解决问题的软件”。以应对变化中国市场，解决软件复用，实现企业知识积累的构件技术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成为新软件体系的代表。
企业应在新的产业链条中重新定位自己，设计适己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在新软件体下，各类软件公司将不再是由自己从头到尾痛苦地完成那件软件“作品”了，而是实现了构件基础件－> 构件平台商-> 构件应用开发商间的分工合作。这为现在生存于利基市场中的众多软件公司提供了在新产业链上重新定位的机会，从而让自己焕发新机。在目前积重难返的市场中，只有那些力图求变，适应中国客户应用需求的公司将成为最后赢家。至于以软件外包为突破点的那些公司，也可在新产业链外，心无旁骛地强化自己在外包领域的竞争力。
企业在新的产业链形成中，应该协同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在传统的软件交付中，企业间没有分工与配合，大家在一条船上厮打，导致利润率极低。新软件体系为那些积累了行业经验的小生境企业，也提供了转型与发展机遇。它们完全可以转换项目经验优势，在新技术平台上低成本地复制以往的“成功”经验。但在此过程中，各企业间应协同发展，找准位置，避免出现在旧软件体系下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企业应抱有远景使命：即先满足国内市场，继而向国外开拓。就像当年美国软件业发展基于美国市场一样，同样，发展基于中国市场的创新技术，让它在中国市场中获取行业经验积累，这将成为今天向新方向转变的软件公司最大的福祉。美国模式代表了代码式的旧软件体系，它对快速变化的客户需求响应无法适应。这为从现在就处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软件业，提供了创建面向构件的新软件体系的机会。新软件体系基于变化的结构，满足了变化的市场，并以成本的比较优势，可以先满足国内市场，进而向国外输出。
第三，企业用户的着力点。
软件是为业务服务的，软件采购实施的目标一定要与业务目标相一致。这一点说起来简单，听起来明白。但事实上，在国有企业还未完全实现体制革新时，软件采购与实施行为往往被更复杂的非业务因素所扭曲。出于政绩表现需要、权力安全需要，或者是与竞争对手的盲目攀比需要等，这样的软件购买并不少见。这在体制改革逐渐完善，国有企业转化为完全市场竞争主体后应该可以得到避免。
软件采购一定要符合成本原则，尤其中国企业大多是“低毛利市场主体”，软件投资一定要与企业状况适应，切忌贪大求多，华而不实。在低毛利市场主体中，IT投资必须至少满足两个目标：管理效率提升与适合的总拥有成本。对国外软件品牌的迷信在过去造成了很多企业家的非理性采购，忽视企业的低毛利财务结构，往往耗费昂贵资金。这导致它们不得不在未来的财务报表中被长期摊销，从而持续影响企业的利润表现。新软件体系在软件采购成本上优势明显，在软件使用中的维护成本也被大大降低，并因新软件体系在产品升级上极易扩展，相较旧软件体系下产品平均2～3年就需重新更换的情况来讲，在产品生命周期上得到了极大延长，从而在软件的总拥有成本上大大降低。
软件采购要符合成长性原则：今天的软件不仅为企业今天服务，它还要为企业明天服务。对于成长中的企业，软件投资往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应配合企业的管理、组织、业务进步分布实施、协同发展。这就避免了不切实际的求大求全，持续保持了更佳的IT投资效率。这一点对于普遍的低毛利市场主体来讲尤其重要，它保证了一次性过度IT投资给财务造成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了企业成长的规律，始终协助企业均衡持续发展。
第四，媒体的着力点。
即使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软件业事实上依然稚嫩。稚嫩的中国的软件业太需要在这一时期--在新软件体系还在萌生的过程中，通过媒体有力地推动政府、企业、用户间更快速地达成共识，协同前进。
综上，历史的原因与现实的因素，使得中国软件业在今天正遭遇彷徨。这使它需要再次发力，以创新的方法实现对旧软件体系的突破，并构建全新的基于中国市场特点的新软件产业生态。我们期待--这次发力将与进步中的中国经济体相匹配，持续支撑国家关键产业的竞争力提高！我们期待--这次发力将为未来30年后的中国软件经济创造出更多财富！我们期待--这次发力将帮助中国软件力量最终拥有自己的市场标准，并实现将来在全球市场中的产品输出！我们期待那时那是一个软件“中国龙”的世纪！(计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