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任何一个蓬勃的新兴行业一样，软件业承载了太多的光荣与梦想，但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却使得中国软件业在今天正遭遇彷徨。在2005年，姑且让我们静下心来，对其仔细审视，认真总结，并期待在中国发展了20多年后的今天，它再次发力。以创新的方法实现对旧软件体系的突破，并构建全新的基于中国市场特点的新软件产业生态。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当我们回溯软件业在中国的发展时，让人有欣慰而复杂的情绪交织。一方面，软件的应用已越来越与人们经济生活融合，从办公到娱乐，从生产到消费，软件产品价值被广泛认知；另一面，软件版权遭受侵害严重，盗版软件价格低廉，与软件价值严重分离。一方面，国产软件阵营渐渐壮大，从业者众多，内向“提供”，外向“创汇”，看起来不亦乐乎；另一面，软件市场自由主义横行，国外软件占据很高市场份额，民族软件产业与技术标准飘摇前行。一方面，软件业在中国获得了全球难能可贵的庞大内需市场，另一面，软件市场分割严重，小生境企业层出不穷，国有背景“关系企业”或寻租行为使竞争扭曲，软件市场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优胜劣汰法则似乎失效。（注：本文中所提“软件”，除非特别说明，均指企业级应用软件）
褪去光环
众多市场主体如过江之鲫纷纷涌入，让有限的、还在成长中的软件应用市场过早地呈现出“饱和”状态。这个曾经被光环笼罩的行业，正赤裸裸地开始显现它利润趋低的商业本相。
2004年公布于“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揭晓仪式上的一组数据让人吃惊：2003年中国软件类企业整体销售收入下降2%，利润率比较独特地下滑了57%，营业利润率仅仅维持在2%。事实上在更早些时候，国内软件业利润率就开始下滑，2001下滑幅度超过4%，2002年下滑5.89%。
用友、金蝶公司年报显示，两公司2004年净利润同比上一年度分别下降7.3%与7%。另据东软内部资料显示，在公司业务收入比重超过70%的软件与服务，其净利润仅占到公司总净利的5%左右，并在2003年发生首次亏损。至于那些更早些的托普软件、创智科技等公司，更是软件主营收入剧降、净利润直线下滑，导致公司治理问题集中爆发。
曾经是知识经济代名词的软件业头上的光环，似乎正在缓慢褪去。中国环境下软件公司的真相被渐渐还原。在此背景下，一些公司选择坚守，一些选择转型，一些试图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更有一些甚至退出。
2004年，金山公司实现了痛苦的转型，从提供通用办公、桌面工具类软件的产品公司努力向互联网公司、网络游戏公司方向转变。同年，原来在国内电子政务、社保、税务等行业信息化领先的东软公司开始着力软件外包，实现了收入愈3000万美元的好成绩，并计划在未来的5～10年间，将外包业务由目前的10%总业务比重提高到30%。在通信软件领域，领头羊亚信公司也因电信软件业务增长乏力，频频在资本市场上寻求突破，先是购并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公司太平洋软件，后是与联想IT服务资产股权置换，成立联想亚信服务公司，力图在IT服务市场开始发力。与此同时，更大量的中小型软件还继续在各自的利基市场中挣扎。据信产部统计，2003年通过软件企业认定的企业就达到了8582家。
“人多机会少”的中国法则同样适应于貌似高端的软件业。普遍性的竞争加剧必然导致行业利润的整体下滑。联系起制造行业中每台微波炉仅赚2块钱、零售行业因银行1%手续费而拒刷卡等等事件，我们似乎可以获知--软件业似乎也正像中国的许多传统制造业一样，沦落为“低利润”行业。特别是软件业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净利润趋低的潮流几乎已不可逆转。
困局背后
在不规范的市场，行业从业者众多引发过度竞争，这固然是软件业利润趋低的原因之一，但在我看来，还有更多的来自产业内外的其他因素交织，才是造成今天中国软件业困局的更深缘由。
第一，用户应用需求差异大，软件市场被严重分割，不利于诞生规模化的产品型公司。
美国软件业的兴盛始自二战之后，随着长期的经济稳定，商业巨子辈出，来自普遍性的企业精细化管理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软件业的成长，以套装软件为代表的企业级应用软件被大量采购，显现出类似规模化市场的效应。在此过程中，慢慢成就了现在的Oracle、PeopleSoft、Siebel等商业套装软件巨头。
中国与之不同的是，它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期，变化的市场给企业群体们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各种不确定冲击。在此环境中，软件购买群体出现了分化。那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不同行业的企业以及不同业务模式的企业，在竞争环境、管理观念、管理水平、组织能力等方面高低差别巨大，这表现在软件应用需求上，也就高低有别、迥然不同。一个庞大的规模市场被不同用户的应用需求差异分割成小规模、个性化市场，从而导致无法重复出现同当年美国一样的软件应用需求市场。
用友、金碟的成功源于最初的财务软件。在庞大的国内企业市场中，较为标准、规范的财务管理要求，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财务监管政策推动，使得财务软件形成了一个具有“规模化”特点的应用市场。而正是这个市场促成了这类产品型公司的成功。但当它们开始向ERP等高端企业软件进军时，更强调客户化的ERP呈现出了不同于当年财务软件的市场特点，这使得这类公司在扩张时遭遇到困难，造成其营收增长却净利下滑。
第二，软件公司普遍较小，“关系型企业”与小生境企业主体过多，软件产业集中度低，无法形成产业群优势。
软件公司过量增加，加剧了整体行业的过度竞争。这在有限的市场中，并不利于集约度较高的“大公司”诞生。多国产业发展经验表明，高集约化公司的出现更有利于产业资源的更优配置，并可形成围绕产业高集中度公司的良性价值链。另外，那些小生境企业往往是在不规范的市场缝隙中寻找生存机会。它们要么依赖“关系”获取软件项目，这往往孳生寻租空间，导致腐败；要么依赖竞争获取项目，但却容易受制于人才、资金、技术等压力，企业后继乏力，竞争力趋弱。
除了盲目进入软件市场的许多小生境企业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新经济的诱惑下加大对软件业的扶持，尤其在一些大型政府软件项目实施上，通过组建国有背景的“关系型软件企业”介入竞争，从市场“裁判员”转化成了市场“运动员”。这对目前市场中还多为民营资本或混合资本的软件公司而言，尤其在角逐政府采购相关市场时，公平竞争受到影响。
另外，许多地方政府往往忽略自己区域产业优势，盲目热心于“软件园”建设。由于各地分割、缺乏统筹，导致各地软件园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很是热闹。从宏观面看，这种软件园的非理性投入导致了大量重复建设，进一步增加了软件从业者供应量，导致竞争加剧。
第三，资本市场对软件鲜有投入，一些产品创新、技术优秀的公司往往由于资本短板而成长乏力。
软件业所需的金融工具在中国发展非常不足。首先是银行很难判断软件企业的风险程度与回报率，因此对此投资忧虑重重。其次，从证券资本市场融资的软件公司也屈指可数（亚信、用友、金碟、速达等），这可能一方面缘于“股权分置”问题诱发证券市场长期低迷，另一方面也关乎这一渠道对软件公司的进入门槛要求甚高。而风险投资（VC）本应是软件公司的非常好的的融资来源。但同样由于国外入市门槛高，国内进入及退出机制均不完善，以及前些年在互联网泡沫的喧嚣下，一些VC在软件项目上投资失败，导致现在的VC对国内软件企业投资普遍抱保守、谨慎的态度。
融资渠道的不通畅让众多创新产品、优秀技术公司往往遭遇成长烦恼。此一点，与美国发达的二板科技市场相比有泾渭之别。银行惜贷、股市异化、国外IPO路途漫漫……看来中国软件的资本之路还要走很长时间。
第四，软件公司经营者普遍缺乏行业经验、缺乏全局观及对市场的分析把握能力。
在一个被分割的市场中，小生境企业沦为机会主义者。它们更像一条条灵活善变的鱼，在市场的夹缝中左突右挪，以快抢先，以变致胜。这似乎是小企业成功的法则，这也成为它们成长的无奈。越来越多的小生境软件企业依靠“第一次机会”获得启动，而进一步发展却陷入“低能力陷阱”。它们不能准确地判断自己在行业中的位置、无法潜下心来静静地研究一到两个行业的应用特点；它们对市场的大势缺乏准确的分析与判断，往往越往前走，越是艰难；它们缺乏行业经验、全局观，缺乏对市场的分析把握能力，同时在资金缺乏的影响下，只能继续被机会主义牵引。它们中的许多试图在继续复制最初的那一次成功时，却很快发现市场早已不是最初的那个战场。
第五，大量软件企业依然缺乏创新精神、自主研发能力弱，崇尚模仿与复制，影响国家软件业整体进步。
中国软件的技术进步是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是国民经济在软件利用上大为改观。另一面是 “让度”市场使得外国软件公司在中国市场占据极高份额。据信产部报告，“国外品牌软件在系统软件市场占据垄断地位。
2002年，国外品牌在系统软件市场上所占份额为95.3%。微软在桌面和PC服务器高端操作系统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高端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以及网络管理软件市场中，国外品牌占主导。”
大量软件企业依赖于对其他产品、技术、设计的模仿与复制，几乎没有投资于研发与创新的动力。还有一些确实投入资源于研发的企业，其投资兴趣也因其所研发产品不能在市场上得到有效保护而受挫。
最后，媒体以前对软件业的过度神化，也诱使许多人重复没有创新的创业，进而陷入困境。
多年来，媒体扮演着软件业忠实鼓噪者的角色，不遗余力地渲染一个又一个软件致富的传奇。软件像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行业，突然间开启了政府、媒体、学生等许多人的神经，大家纷纷从中嗅到了这场革命背后的财富，但却没有深思它在美国的源起、发展和兴盛的产业背景。
在对软件的过度神化中，媒体与地方政府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大量新兴企业在没有深刻认知到当时软件业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也没有认识到自己应扮演的产业角色时就匆匆加入。这些缺乏创新技术的企业，在前些年不断重复兴起，并在创业几年后又纷纷陷入困境。
2005年伊始，在经历了几年软件行业低迷后，许多主流IT媒体看到来自软件公司的广告创收无望后，开始纷纷撤除或变革“软件”版。媒体陷入了新一轮的集体非理性。但事实上，当中国软件业的光环渐褪时，才是最需要媒体力量的时候。
变革力量
科技发达，生产过盛的今天，中国“市场”让我们毋需妄自菲薄，更不需夜郎自大。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清醒地对自己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作审慎判断和利用。
什么样的变革才能解决中国软件业的问题，才能寻找到中国软件业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2004年，至少在一些软件厂家看来，这个问题得到了一种题解。由于印度软件外包业务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巨大成功，它像一个偶像，激发许多国内软件公司开始认为：软件外包就是多年来寻觅未果的救命稻草。
我曾撰文《软件全球化分工背后的危险》（该文发表于《IT经理世界》2005年4月20日期）探讨这股印度“外包风”引发的思考。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软件业群体模仿印度，重点发展外包，这对于一个民族主义国家来，尤其是对于要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来讲是危险的。中国需要在新时期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软件技术与产品。庞大的中国高成长市场是稀缺的，这一点让印度无可比拟，它应该是一块催生中国软件巨头诞生的最好土壤，而且机不可失。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说得好，外包可以作为软件业的
“零食”，但决不应是“正餐”。
“正餐”源于“自给”，而不是“嗟来”。在印度“外包风”刮起之前，中国软件业一直在苦苦寻找生存“正餐”。无论是用友、金碟的ERP软件，金山、永中的桌面办公软件，还是中科红旗的自主Linux操作系统等，无一不是面对国内庞大内需市场、走创建自有品牌战略的举措。只是多年来这些努力在美国软件公司等巨头的夹击中举步维艰。
科技发达，生产过盛的今天，中国“市场”让我们毋需妄自菲薄，更不需夜郎自大。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清醒地对自己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作审慎判断和利用。在我看来，至少以下类型的公司将成为中国软件业再次发力的变革力量。
第一类，那些研究中国市场特点，面向国内需求，实现适合中国市场特点的技术创新型企业。
被压缩了的中国软件应用历史没有像美国一样的“自然演化”。快速多变的市场环境、层次分明的应用水平、不断进步的组织能力、数量庞大的用户基数、几乎没有IT遗产的客户系统，以及能直接向互联网部署的全新机会等等，这些都让中国有着不同于美国的软件应用特点--基础建设与优化整合并行；规模庞大与精细耕作并行；简单应用与复杂应用并行。
以前的中国软件业在向美国学习，而当认清中美不同的产业环境后，就需要我们因地制宜、面向国情地摒弃很多“美国模式”中的不适部分，有选择地发展更适中国的创新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软件巨头们把适于成熟稳定商业环境的、适应于普遍一致管理水平的套装软件带给中国，这应被我们视为不符合国情的。从国家软件产业战略角度，软件美国亦应被我们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重点发展面向构件的技术代表了一种努力方向，它被称为新软件体系的代表。它能以图形化的方式组装大量实践验证的业务构件，不仅简化了传统软件成千上万行的代码，大大降低了软件的维护成本。更具意义的是，它能通过构件间组合调配，迅速灵活地响应客户对业务变化的需求特点。这一点在变化的中国市场中尤其重要。另外，构件也可以帮助软件公司避免“重复发明轮子”的陷阱，较高提升软件复用率。同时，构件技术驱使软件产业链出现分工，实现了构件基础件商、构件平台商、基于构件的软件应用开发商等产业角色，它们的协力能较高提升软件生产效率。构件使软件业在个性市场中实现了“规模化”的软件工厂生产，从而大大推动软件“规模化”进步。
第二类，那些在软件融合企业的趋势中，面向中国庞大市场需求，以并购或新技术获得成长的软件服务型企业。
随着软件应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运营将依赖于软件实现。电信、银行、证券等服务行业几乎将软件应用与业务融合，软件运行的过程就是企业给消费者创造服务的过程，软件之于它们正如设备之于制造业。软件与企业经营已经不可剥离，“软件融合企业”将成为潮流。而这也意味着更多的软件公司可以从单纯的产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移。
软件产品是按“套”或者“授权使用”来卖，转型为软件服务公司后，将变成按“人/月”来卖。尤其在电信等高端企业级软件领域，这股趋势已变得越来越明显。亚信公司2005年第一季财报显示，软件服务营收为680万元美元，占到总软件营收的42.5%，同比增长达51%。
基于中国庞大的行业市场，我们预计电信、金融、电子政务、制造、物流、教育等各行业都会有规模化的软件服务公司出现。一些已经在行业中获得比较优势的公司将越来越采用兼并收购的资本方式获得扩张。它们手头拥有足够多的现金，它们多年来在中国一些行业中精耕细作，同时在它们的成长纷纷也开始遭遇瓶颈。这时候，选择兼并或收购那些与自己业务相关或互补的“小”公司将成为它们的不二法门。事实上，这一趋势在全球软件市场中近年来表现明显，Oracle收购了 PeopleSoft和Retek，Symantec收购了Veritas，CA收购了Concord Communications，Microsoft收购了安全软件公司Sybari和协作工具供应商Groove，IBM吞下了Ascential，以及最近的Adobe公司并购了Macromedia。
角色发力
软件业的成功一定是政府、企业、用户，以及媒体合力的成功。在当前多变的市场格局下，在国外软件巨头已占高份额市场比例的前提下，来自国内多方面角色协同将更有利于中国软件业的良性发展。在此过程中，各方应在以下着力点实现转换。
第一，政府的着力点。
规范市场秩序，鼓励正当竞争，避免过分支持“关系企业”而干预市场。一方面，政府需要意识到倾斜保护将导致企业生产力提高缓慢，并消弱企业创新兴趣，这需要地方政府进一步撤销对市场功能的干涉，减少地方保护；另一方面，对于没有竞争力的企业需要创造市场退出机制。这样不仅释放经济资源，以供其他企业活动所用，而且将减少市场扭曲，迫使企业实现创新。
通过软件“保护法案”，确保政府采购市场。即使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政府采购市场依然受《政府采购协议》(GPA)约束，此领域市场并未完全放开。有数据表明，在未来5－10年内，中国政府IT采购将达1500－2000亿元之巨。这将是中国软件业发展极重要的一块市场。从长远角度考量，它通过国民经济体系的自身支持，为目前还未成熟的中国软件业提供了长大蓄能的机会。
改善软件创新融资和风险资本市场。事实上，融资的缺乏已经成为中国软件业创新缺乏的主要瓶颈之一。为改善此状况，政府可首先考虑进一步税收优惠等措施，以减少企业由于资本要素缺乏的资金压力；同时应鼓励建立风险投资，以及为创新融资的二板市场的发育与成长。
推动国内自主软件技术标准建设。在全球软件标准几乎被美国所独占的今天，中国期望通过国家创新战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努力正遭遇困境。数据库、操作系统、桌面办公系统等领域几乎失尽，这样，那些靠近客户应用的中间件，以及由企业多变需求引发的应用软件领域的机会将更显珍贵。为此，中国软件业必须评估自己的能力与局限，策略地扮演好推动国内自主软件技术标准的建设角色。
第二，软件企业的着力点。
企业应更多反思“美国模式”的不足，寻找真正适合中国市场与用户特点的软件创新解决之道。以套装软件为代表的“美国模式”经过多年的中国实践检验，已被证明并不完全适应。由于在商业环境成熟度、企业管理现实水平、IT技术环境等方面与美国大相迥异，中国的软件企业必须摆脱对美国模式的克隆幻想。而是要立足本国具体产业状况，努力寻找那真正适合自己需要的“解决问题的软件”。以应对变化中国市场，解决软件复用，实现企业知识积累的构件技术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成为新软件体系的代表。
企业应在新的产业链条中重新定位自己，设计适己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在新软件体下，各类软件公司将不再是由自己从头到尾痛苦地完成那件软件“作品”了，而是实现了构件基础件－> 构件平台商-> 构件应用开发商间的分工合作。这为现在生存于利基市场中的众多软件公司提供了在新产业链上重新定位的机会，从而让自己焕发新机。在目前积重难返的市场中，只有那些力图求变，适应中国客户应用需求的公司将成为最后赢家。至于以软件外包为突破点的那些公司，也可在新产业链外，心无旁骛地强化自己在外包领域的竞争力。
企业在新的产业链形成中，应该协同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在传统的软件交付中，企业间没有分工与配合，大家在一条船上厮打，导致利润率极低。新软件体系为那些积累了行业经验的小生境企业，也提供了转型与发展机遇。它们完全可以转换项目经验优势，在新技术平台上低成本地复制以往的“成功”经验。但在此过程中，各企业间应协同发展，找准位置，避免出现在旧软件体系下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企业应抱有远景使命：即先满足国内市场，继而向国外开拓。就像当年美国软件业发展基于美国市场一样，同样，发展基于中国市场的创新技术，让它在中国市场中获取行业经验积累，这将成为今天向新方向转变的软件公司最大的福祉。美国模式代表了代码式的旧软件体系，它对快速变化的客户需求响应无法适应。这为从现在就处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软件业，提供了创建面向构件的新软件体系的机会。新软件体系基于变化的结构，满足了变化的市场，并以成本的比较优势，可以先满足国内市场，进而向国外输出。
第三，企业用户的着力点。
软件是为业务服务的，软件采购实施的目标一定要与业务目标相一致。这一点说起来简单，听起来明白。但事实上，在国有企业还未完全实现体制革新时，软件采购与实施行为往往被更复杂的非业务因素所扭曲。出于政绩表现需要、权力安全需要，或者是与竞争对手的盲目攀比需要等，这样的软件购买并不少见。这在体制改革逐渐完善，国有企业转化为完全市场竞争主体后应该可以得到避免。
软件采购一定要符合成本原则，尤其中国企业大多是“低毛利市场主体”，软件投资一定要与企业状况适应，切忌贪大求多，华而不实。在低毛利市场主体中，IT投资必须至少满足两个目标：管理效率提升与适合的总拥有成本。对国外软件品牌的迷信在过去造成了很多企业家的非理性采购，忽视企业的低毛利财务结构，往往耗费昂贵资金。这导致它们不得不在未来的财务报表中被长期摊销，从而持续影响企业的利润表现。新软件体系在软件采购成本上优势明显，在软件使用中的维护成本也被大大降低，并因新软件体系在产品升级上极易扩展，相较旧软件体系下产品平均2～3年就需重新更换的情况来讲，在产品生命周期上得到了极大延长，从而在软件的总拥有成本上大大降低。
软件采购要符合成长性原则：今天的软件不仅为企业今天服务，它还要为企业明天服务。对于成长中的企业，软件投资往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应配合企业的管理、组织、业务进步分布实施、协同发展。这就避免了不切实际的求大求全，持续保持了更佳的IT投资效率。这一点对于普遍的低毛利市场主体来讲尤其重要，它保证了一次性过度IT投资给财务造成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了企业成长的规律，始终协助企业均衡持续发展。
第四，媒体的着力点。
即使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软件业事实上依然稚嫩。稚嫩的中国的软件业太需要在这一时期--在新软件体系还在萌生的过程中，通过媒体有力地推动政府、企业、用户间更快速地达成共识，协同前进。
综上，历史的原因与现实的因素，使得中国软件业在今天正遭遇彷徨。这使它需要再次发力，以创新的方法实现对旧软件体系的突破，并构建全新的基于中国市场特点的新软件产业生态。我们期待--这次发力将与进步中的中国经济体相匹配，持续支撑国家关键产业的竞争力提高！我们期待--这次发力将为未来30年后的中国软件经济创造出更多财富！我们期待--这次发力将帮助中国软件力量最终拥有自己的市场标准，并实现将来在全球市场中的产品输出！我们期待那时那是一个软件“中国龙”的世纪！(计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