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经济如火如荼的京城，却有一群被互联网遗落的人，城市数字鸿沟愈演愈烈，这不仅是“社会状态”，而且是“社会后果”和“社会问题”。缩小甚至弥合这道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不仅具有经济学上的含义，
也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和人文关怀。
也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和人文关怀。
陈先生夫妻二人分别供职于IT业和通信业，陈先生在一家娱乐网站担任技术总监，妻子张女士在某运营商工作，他们有一个7岁的儿子刚上小学。全家三口人，共有三台电脑: 两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台式机。对于陈先生全家来说，电脑已经成为生活的必备品——夫妻二人所有的工作都要依赖电脑完成，下了班之后的生活娱乐也同样离不开电脑。电脑带给全家的乐趣已经不仅仅是上网玩玩游戏: 陈先生家里包月安装了ADSL，台式机常年挂在网上，被唤作“电骡”的eMule程序忠实地执行着主人的命令，每日勤勤恳恳地把各种最新流行的电影和电视剧从互联网上搬运到陈先生家里电脑的硬盘上，从早前的《蜘蛛侠》到最近的《纳尼亚传奇》，甚至很多在美国刚刚热播的剧集。
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陈先生家里，主卧室中正对着床的那面墙上，挂着一个32英寸的三星液晶电视，这台液晶电视很少被用来收看电视节目，陈先生将其与电脑相连，专门用来观看从网上下载的电影和连续剧，为了能够靠在床上更加方便地使用，陈先生还特意配备了遥控鼠标和键盘放在床头柜上。陈先生夫妻说，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一家人靠在床上，一起看看好看的电影，是最幸福的时光。
陈先生夫妻二人是京城典型的白领阶层，他们的数字化生活在他们的圈子里颇具代表性。对他们来讲，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已经近乎完全数字化了，所有的资讯都是通过网络获得，与他人的关系通过网络维系，甚至喜怒哀乐也是在网上宣泄。
但是，虽同处京城，却有一些人过着和陈先生夫妇们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从未接触过互联网，更不了解信息化，在他们眼里，电脑仍然是一个非常神秘、非常复杂、远离日常生活的高科技产品。
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
有专家认为，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之后，“数字鸿沟”所造成的“数字化差别”正成为我国社会的第四大差别。
家住宣武区牛街的马铃夫妇从没有上过网，家里虽然有一台“老掉牙”的电脑，不过是亲戚朋友换新电脑后淘汰给马铃的。多年来，身边的亲戚朋友经常劝马铃买电脑，但是马铃始终不为所动。钱是一部分原因，马铃退休前是某商场职工，退休后在外打工，退休费加上打工收入每个月大概约2000元，在工厂上班的丈夫每个月工资1500元，“每个月的3500元除了我们的日常花销外，还要供养两家的老人、供儿子上大学，我们自己也快老了，也要存些钱备用。”马铃这样说道。这种境况之下，自然能省则省。不过，马铃说，自己不买电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还是“没用”，另外也“担心有了电脑后，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影响学习。所以，孩子上初中、高中这些年一直都坚持不买。现在，孩子上了大学，离开家了，更没必要花几千元买电脑了。”
在牛街，马铃周围的邻居当中，有好几家都是类似的情况: 家里只有老两口退休在家，目前收入不高，对网络、电脑的了解很少，自己也没有应用需求。
而马铃们并不是京城中被互联网遗忘的惟一角落。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仁和镇军营村，郭智刚夫妻二人带着孩子和父母住在一起，今年32岁的郭智刚在镇上的工厂打工，电脑对于他们全家而言，是很遥远的东西。虽然家住中关村的姐姐经常劝告他为孩子也要买一部电脑，但郭智刚始终没有买。“孩子小，我也不会用，再说也用不着，学了也没用。”他这样答复姐姐。在军营村，郭智刚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全村只有20%的家庭拥有电脑。
外地来京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也是不容忽视的被互联网遗落的角落。比起马铃、郭智刚们，他们的生活要艰难得多。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家庭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每日游走在城市的缝隙中，顽强地找寻着生存空间，电脑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可能有人认为，农民工们没有北京户口，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算是北京人，但他们又确实生活在北京，同样在为北京的今天和明天而工作，他们的素质和信息化水平当然会影响北京进入数字化社会的进程。
日前发布的《北京市数字鸿沟研究报告》按照数字应用程度，将人群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数字高端群体占北京市人口总数的9%，该群体的典型特征是年均家庭收入达6万元; 几乎全部拥有电脑，并可以上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31.1个小时; 都有E-mail邮箱，平均每周发邮件16.5封; 以单身或夫妇二人家庭结构居多，其典型代表是白领和大学生群体。
马铃这类家庭被归入数字中端群体，这部分群体占北京市人口总数的37.6%。该群体的典型特征是家庭年平均收入达3.2万元，电脑拥有率超过一半，网络拥有率近五成，平均每周上网时间13小时; 1/3的人有邮箱，平均每周发邮件7.66封; 以三口之家比例最高，其典型代表是蓝领群体、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学生群体。
数字低端群体所占人口比例超过半数占北京市人口总数53.4%。该群体的典型特征是年均家庭收入达1.6万元，电脑拥有率低，几乎不能上网，没有邮箱，以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居多，其典型代表包括农民、下岗人员、老年人、外来打工群体、家庭妇女、残疾人等群体。
数字高端、中端、低端群体各自典型代表人群在数字化水平上的差距，导致了北京市目前的数字鸿沟。整体来看，青年群体数字化程度明显高于老年群体。据北京市信息办推广应用处处长吴刚华介绍，将北京市总体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来看，低年龄段人群数字化水平明显较高，尤其是16～23岁和24～35岁这两个年龄段，其数字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学历也与群体数字化水平高度相关，是影响数字化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学历越高，数字化水平越高。不同职业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白领群体数字化水平最高，大学生群体次之，其余依次是中学生群体和蓝领群体、个体工商户、小学生、下岗/无业/失业/家庭妇女、外来打工者、农民、残疾人和老年人。
由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在北京，当陈先生们陶醉于数字家庭和网络带来的最前沿的娱乐享受时，仍有半数以上的人群生活在电脑与网络之外。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陈先生们和马铃、郭智刚们之间的数字化应用差距？
溯源城市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不仅是“社会状态”，而且是“社会后果”和“社会问题”。在信息资源已经成为战略资源的今天，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这样一道数字鸿沟难免会让人把它与信息时代的贫富分化、社会公正等问题联系起来。
尽管陈先生、马铃、郭智刚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收入、职业的差距却决定了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之间的数字化应用差距实质上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数字化应用差距。
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