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经济如火如荼的京城，却有一群被互联网遗落的人，城市数字鸿沟愈演愈烈，这不仅是“社会状态”，而且是“社会后果”和“社会问题”。缩小甚至弥合这道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不仅具有经济学上的含义，
也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和人文关怀。
也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和人文关怀。
陈先生夫妻二人分别供职于IT业和通信业，陈先生在一家娱乐网站担任技术总监，妻子张女士在某运营商工作，他们有一个7岁的儿子刚上小学。全家三口人，共有三台电脑: 两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台式机。对于陈先生全家来说，电脑已经成为生活的必备品——夫妻二人所有的工作都要依赖电脑完成，下了班之后的生活娱乐也同样离不开电脑。电脑带给全家的乐趣已经不仅仅是上网玩玩游戏: 陈先生家里包月安装了ADSL，台式机常年挂在网上，被唤作“电骡”的eMule程序忠实地执行着主人的命令，每日勤勤恳恳地把各种最新流行的电影和电视剧从互联网上搬运到陈先生家里电脑的硬盘上，从早前的《蜘蛛侠》到最近的《纳尼亚传奇》，甚至很多在美国刚刚热播的剧集。
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陈先生家里，主卧室中正对着床的那面墙上，挂着一个32英寸的三星液晶电视，这台液晶电视很少被用来收看电视节目，陈先生将其与电脑相连，专门用来观看从网上下载的电影和连续剧，为了能够靠在床上更加方便地使用，陈先生还特意配备了遥控鼠标和键盘放在床头柜上。陈先生夫妻说，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一家人靠在床上，一起看看好看的电影，是最幸福的时光。
陈先生夫妻二人是京城典型的白领阶层，他们的数字化生活在他们的圈子里颇具代表性。对他们来讲，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已经近乎完全数字化了，所有的资讯都是通过网络获得，与他人的关系通过网络维系，甚至喜怒哀乐也是在网上宣泄。
但是，虽同处京城，却有一些人过着和陈先生夫妇们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从未接触过互联网，更不了解信息化，在他们眼里，电脑仍然是一个非常神秘、非常复杂、远离日常生活的高科技产品。
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
有专家认为，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之后，“数字鸿沟”所造成的“数字化差别”正成为我国社会的第四大差别。
家住宣武区牛街的马铃夫妇从没有上过网，家里虽然有一台“老掉牙”的电脑，不过是亲戚朋友换新电脑后淘汰给马铃的。多年来，身边的亲戚朋友经常劝马铃买电脑，但是马铃始终不为所动。钱是一部分原因，马铃退休前是某商场职工，退休后在外打工，退休费加上打工收入每个月大概约2000元，在工厂上班的丈夫每个月工资1500元，“每个月的3500元除了我们的日常花销外，还要供养两家的老人、供儿子上大学，我们自己也快老了，也要存些钱备用。”马铃这样说道。这种境况之下，自然能省则省。不过，马铃说，自己不买电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还是“没用”，另外也“担心有了电脑后，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影响学习。所以，孩子上初中、高中这些年一直都坚持不买。现在，孩子上了大学，离开家了，更没必要花几千元买电脑了。”
在牛街，马铃周围的邻居当中，有好几家都是类似的情况: 家里只有老两口退休在家，目前收入不高，对网络、电脑的了解很少，自己也没有应用需求。
而马铃们并不是京城中被互联网遗忘的惟一角落。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仁和镇军营村，郭智刚夫妻二人带着孩子和父母住在一起，今年32岁的郭智刚在镇上的工厂打工，电脑对于他们全家而言，是很遥远的东西。虽然家住中关村的姐姐经常劝告他为孩子也要买一部电脑，但郭智刚始终没有买。“孩子小，我也不会用，再说也用不着，学了也没用。”他这样答复姐姐。在军营村，郭智刚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全村只有20%的家庭拥有电脑。
外地来京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也是不容忽视的被互联网遗落的角落。比起马铃、郭智刚们，他们的生活要艰难得多。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家庭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每日游走在城市的缝隙中，顽强地找寻着生存空间，电脑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可能有人认为，农民工们没有北京户口，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算是北京人，但他们又确实生活在北京，同样在为北京的今天和明天而工作，他们的素质和信息化水平当然会影响北京进入数字化社会的进程。
日前发布的《北京市数字鸿沟研究报告》按照数字应用程度，将人群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数字高端群体占北京市人口总数的9%，该群体的典型特征是年均家庭收入达6万元; 几乎全部拥有电脑，并可以上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31.1个小时; 都有E-mail邮箱，平均每周发邮件16.5封; 以单身或夫妇二人家庭结构居多，其典型代表是白领和大学生群体。
马铃这类家庭被归入数字中端群体，这部分群体占北京市人口总数的37.6%。该群体的典型特征是家庭年平均收入达3.2万元，电脑拥有率超过一半，网络拥有率近五成，平均每周上网时间13小时; 1/3的人有邮箱，平均每周发邮件7.66封; 以三口之家比例最高，其典型代表是蓝领群体、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学生群体。
数字低端群体所占人口比例超过半数占北京市人口总数53.4%。该群体的典型特征是年均家庭收入达1.6万元，电脑拥有率低，几乎不能上网，没有邮箱，以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居多，其典型代表包括农民、下岗人员、老年人、外来打工群体、家庭妇女、残疾人等群体。
数字高端、中端、低端群体各自典型代表人群在数字化水平上的差距，导致了北京市目前的数字鸿沟。整体来看，青年群体数字化程度明显高于老年群体。据北京市信息办推广应用处处长吴刚华介绍，将北京市总体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来看，低年龄段人群数字化水平明显较高，尤其是16～23岁和24～35岁这两个年龄段，其数字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学历也与群体数字化水平高度相关，是影响数字化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学历越高，数字化水平越高。不同职业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白领群体数字化水平最高，大学生群体次之，其余依次是中学生群体和蓝领群体、个体工商户、小学生、下岗/无业/失业/家庭妇女、外来打工者、农民、残疾人和老年人。
由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在北京，当陈先生们陶醉于数字家庭和网络带来的最前沿的娱乐享受时，仍有半数以上的人群生活在电脑与网络之外。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陈先生们和马铃、郭智刚们之间的数字化应用差距？
溯源城市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不仅是“社会状态”，而且是“社会后果”和“社会问题”。在信息资源已经成为战略资源的今天，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这样一道数字鸿沟难免会让人把它与信息时代的贫富分化、社会公正等问题联系起来。
尽管陈先生、马铃、郭智刚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收入、职业的差距却决定了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之间的数字化应用差距实质上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数字化应用差距。
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以前，人们在谈到数字鸿沟现象时，更多是在讨论地域差距所造成的数字鸿沟，例如东部沿海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但是，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递进的加深，人们发现，在同一地区的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数字沟壑。
这道数字鸿沟还可以细分为北京市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和北京市居民间的数字鸿沟。二者的存在原因并不相同。
吴刚华认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影响城乡间“数字鸿沟”的主要因素。造成北京市城乡间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城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较大差距，农村各类公共信息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利用信息基础设施或的公共信息服务的便利程度较差，这直接制约了农民群体和远郊区县的总体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吴刚华认为，收入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北京市城乡数字鸿沟的又一重要因素。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在参加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团全体会议发言时坦承，尽管北京市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但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扭转。强卫认为，北京的城乡反差比一些兄弟省市更大。2005年，北京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860元，但是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650元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4年的2563元上升到2005年的9800元。另有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入为3.91万元，农村居民家庭年均收入1.49万元。收入水平的差距造成了城乡居民在个人数字化产品拥有方面的巨大差距，特别是城乡居民在计算机与互联网方面的拥有状况相距甚远，直接导致了城乡间巨大的数字鸿沟。
而对于北京市居民间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吴刚华认为，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及年龄的差异是造成北京市居民数字鸿沟的共性因素。
在采访中，马铃、郭智刚都表示，“自己不会电脑，因为没有用处，所以也没有想过去学；如果真的迫切需要，自己也会购买。”专家认为，像马铃、郭智刚这样的想法在中、低端群体中颇具代表性，技能、兴趣和需求是阻碍各群体上网的主要原因。调查数据表明，在阻碍北京市居民使用电脑和网络的因素中，缺乏相应的技能、没兴趣、不需要是排在前三位的主要原因。32.6%的人认为缺乏相应技能是导致上网率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对于老年群体、下岗职工、失业、无业、家庭妇女、残疾人等数字低端群体，缺乏相应技能是导致他们不使用电脑和网络的首要原因。而对于农民群体，则有调查显示，接触不到计算机和网络是他们上网的最大障碍。36.3%的农民认为，接触不到电脑是阻碍他们上网的主要原因。
数字鸿沟不仅是“社会状态”，而且是“社会后果”和“社会问题”。在信息资源已经成为战略资源的今天，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这样一道数字鸿沟难免会让人把它与信息时代的贫富分化、社会公正等问题联系起来。因此，缩小甚至填平这道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数字鸿沟就不仅具有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含义，也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和人文关怀。
弥合的关键在于自我觉醒
政府出台的系列措施都是在挖掘互联网在弱势群体中的作用和价值，要真正解决城市数字鸿沟问题，关键在于中、低端群体的自我觉醒。
缩小城市数字鸿沟是一项浩大的社会性系统工程。据吴刚华介绍，北京市将采取“兼顾高端、提升中端、扶助低端”的核心战略，针对不同人群的数字鸿沟状况，有计划、分步骤缩小数字鸿沟。
互联网是北京市信息化工作目前最薄弱的环节，由互联网可得性差、使用技能不高和使用频率低所导致的居民互联网应用水平低，是造成北京市整体数字化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提高市民互联网应用水平应是北京市下一步缩小数字鸿沟需要重点加强的工作。
政府认为，对于数字低端群体，制定扶助的公共政策体系，创造条件为低端群体接触电脑和网络提供最基本的资源保障。由于低端群体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购买信息化设备，因此必须依靠外部力量帮助他们获得和接触电脑与互联网。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建议，可以考虑通过社区、居委会建立公共网络资源，由公共财政支持、补充互联网设备，由居委会统一管理。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廉租电脑，减免网络接入费用，使其有能力接触电脑和网络。利用社会力量，收集二手电脑，捐献给社区和困难家庭。依托残疾人联合会及其他社会慈善机构，为残疾人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网络服务。据透露，北京市将利用三年时间，完成176个街道一级社区服务中心数字家园（社区电脑室）的建设; 2007年年底，基本实现村村通信息网络工程，并完成192个乡镇“数字家园”的建设。目前，北京17个区县已经建立了121个“数字家园”。
加强培训、提高使用技能，提供针对性的信息服务，促进低端群体对网络功能的使用是“扶助低端”的另一重要措施。据介绍，目前依托“数字家园”，北京市信息办、市妇联、市民政局等有关单位共同开展的“百万家庭上网工程”已经培训了约有10万人。“通过一些培训试点发现，数字鸿沟问题可以解决。”有关负责人这样表示。
提升中端，则主要通过激发他们在生活和工作方面潜在的信息化需求，强化其自身的工作和生活驱动力来提高他们的数字化水平。
兼顾高端，主要是通过加大互联网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力度，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
在几类群体中，农民群体、外来打工群体和个体工商户群体是三个主要依靠群体内部互动模式提高数字水平的特殊群体。他们在数字化应用方面缺乏其他提高信息化水平的渠道。因此，北京市信息办认为，构建资源、技能、需求——群体信息化水平三角支撑，缩小城乡差距，对于提高这三类群体的数字化水平有重大意义。
对于农民群体，首先，保证面向农村的网络普遍服务，提高公共资源的普及程度; 其次，加强宣传与培训，同时加强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满足农民群体信息需求，促进网络应用。
对于外来打工群体，首先要增强对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认知度，提高他们利用公共服务资源的便利度。北京市信息办建议，可以考虑将“社区电脑室”向外来打工群体开放，在公共场所和人流密集的地段设立电子车牌和电子显示屏以及数字信息亭等公共服务设施，方便外来群体享受公共服务。其次，着重从提升工作技能的角度加强宣传，开展对外来人群电脑和网络应用水平的培训。另外，外来人群对生活类信息需求量较大，特别是对如何办理居民身份证、家乡信息等与自身生活相关的内容及就业信息比较关注，可以考虑针对该群体加强相关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满足其特定的内容需求，敦促他们使用电脑和网络。
不难看出，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在挖掘互联网在弱势群体中的作用和价值，让他们切实体会到互联网为其生活带来的变化，从而刺激、激发中低端群体应用互联网的积极性，进而解决数字鸿沟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真正解决城市数字鸿沟问题关键在于中、低端群体的自我觉醒。
评论:遏制信息化中的马太效应
在各行各业信息化蓬勃发展的同时，马太效应的负面作用也渐渐显现。对于很多白领一族而言，他们在数字化应用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很强，使用频繁，态度积极，因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利益也越来越多。而这又无疑将会加强他们学习更多知识和技能的决心，促进他们更多地使用信息设备。相反，对于低端群体而言，他们很少使用，在数字化应用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很差，因此态度不积极，也很难从中得到什么利益，缺乏利益驱使，他们也不会主动积极地去应用信息设备。于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这种自我强化的惯性使得“强”者与“弱”者之间逐渐形成了差距，而这差距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
2002年，北京市政府就宣布，在未来5年内，北京市将投资300亿元用于信息化建设，初步实现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信息化社区和远程教育，以此消除北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几年来，北京市的电子政务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电子商务和信息服务也取得积极进展。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调查数据表明，2005年，北京居民数字化总指数仅为42.28，该指数满分为100分，也就是说，现在的分数尚不到一半。调查还表明，北京市数字鸿沟问题正逐渐显现，并有加速扩大的趋势。根据调查数据，北京市2005年居民数字鸿沟弥合系数为0.51，距离弥合系数为1的状态(即数字鸿沟完全弥合的状态)尚有不小的差距，意即人群间的数字鸿沟仍很明显，且近年来有加速扩大的趋势。
对于这种马太效应，不仅要正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必要的社会矫正机制，否则，现存的城市数字鸿沟不仅不会缩小，甚至还会加速扩大。(计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