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168 信息化】

　　刘建的桌面杂乱无章，左边是一沓文件，右边堆着一些资料，中间是香烟、空调遥控器、键盘、鼠标、耳机和车钥匙。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桌前是42英寸的监视器，旁边有14英寸的小显示器，这是典型IT技术人员的办公桌。

　　“我和别人不一样，17岁在中关村租柜台，当老板，年收入二三十万元，20岁考上了公务员。”刘建说。他现在是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信息技术室主任，该部门有三名专职人员，15名外包运营人员。这些活跃的年轻人自建QQ群，名为“大兴运维总署”，刘建顺理成章地被称呼为“署长”。

　　大兴法院承担了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下简称北京高法院)第二期、第三期的信息化试点。试点的信息系统在大兴法院应用成熟之后，在北京法院系统内全面铺开，大兴法院的信息化试点承担着以点带面的标杆性作用。

　　刘建为什么从商人变成信息化主管，如何承载职业要求?他有什么方法，承担起大兴法院的标杆性试点工作?

　　17岁的小老板

　　刘建当了三年IT小老板，为日后的职业生涯埋下伏笔。

　　“17岁那年，我从职高一年级休学，在中关村黄庄的配套市场打工，倒卖计算机配件，无非是CPU、主板、硬盘等。过了半年，有一些关系后，自己租了半个柜台，代理海洋、Chips主板，倒腾装机。”刘建兴奋地回忆当时场景，说中关村配件市场生意火爆，需求旺盛，利润空间大，一块倍速的光驱进价700元，卖1200元: “一个月赚一两万元都是少的。”

　　“我学历低，刚入行时啥也不懂，四处请教人。”刘建的运气不错，在代理柏德电脑时，北京物理楼有一位老教授告诉他如何在“村内”做生意。刘建聪明好学，虚心请教，渐渐入行，生意越做越火。这个职高学历的老板忙不过来，索性找帮手，大多是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这两三年中，刘建做了不少大单子，如北京大兴区第一、二职业高中，石化和一些街道办的攒机单。时至今日，刘建分析自己的优势说: “当时不到20岁，年龄小，长相也小，和用户打交道时，他们都觉得我不容易，套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倚小卖小’。”每次在打单时，刘建踏实耐心，少说话，多做事，腿脚勤快，嘴甜，不断喊着“谢谢叔叔阿姨”，单子渐渐多起来，刘建也琢磨出不少做生意的道理。

　　转眼到了1996年，中关村的暴利日子一去不返。专业媒体开始大版面刊登配件报价，用户往往拿着媒体的报价单来攒机。中关村又新开了几家大型电脑市场，增加了上千家小柜台，竞争愈发激烈。PC市场也走到了单机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分叉口。这时，刘建觉得攒机的生意不能再做下去了，他转让了柜台，去了建筑公司做办公室秘书，思考着人生的下一步。

　　“在接单时认识不少机关的人，觉得可以去机关工作，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刘建抱着这个想法报考公务员。他父母都在机关工作，很支持这种想法。学历低，不差钱的刘建开始备战考试。

　　1997年，中国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第一批公务员，高中学历即可报名。刘建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题目: “前面是50道反应题，后面是50分的申论。比较幸运的，我猜中申论题目——什么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整整写满一页纸。”这种幸运加上聪明，他的总成绩是67.5分，超过了60分的分数线，最后被调配到了大兴法院。

　　那一年，刘建不满21岁。

　　基础工作

　　1997年，大兴还属于北京市的郊县，法院还叫大兴县人民法院，有六个派出法庭。刘建被分配到最远的派出法庭做书记员，那里骑车5分钟就能到河北省。当时没有信息化概念，通信也不发达。上级单位派发了几台IBM P133的电脑，法院就当宝贝供着，偶尔开机，也不过当打字机用。

　　书记员的工作是记录庭审，送达和整理归档。刘建除了基础业务之外，还做过内勤。这种经历有三四年时间，让他彻底了解了法院的基础业务，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刘建懂电脑市场，为单位和个人跑前跑后买配件、攒电脑、做日常维护、安装软件和查杀病毒等。由于这种联系，他和大兴法院好几个派出法院来往密切，关系良好，这增加了他日后的协调能力，又为信息化工作打下另一个基础。

　　不过，“知道自己没学历”，刘建在基层工作的几年时间内，又自学专业知识，拿到了法律和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证。

　　2000年，刘建调回大兴法院本部，负责通信业务。“这段经历让我了解了运营商之间的关系，以及通信方面的技术知识。”这一工作又经历了四年时间。

　　2001年，大兴由县变为区，大兴县人民法院也变为大兴区人民法院。2003年底，大兴法院开工建设新办公楼。2004年7月18日，新大楼启用。

　　这一次，刘建全面负责信息化建设。

　　“当时考虑并不周全，机房面积只有50平方米。”刘建说，此次兴建的机房，计划满足五年内的业务需求，硬件配套设施完善，包括一台小型计算机、四台服务器、一台三层交换机、UPS和防火墙等设备。

　　由于只有刘建一个人负责机房，为了保障质量和赶工期，刘建吃住都在法院内。“当时，在机房的机柜间搭了一张床，困了就睡一会。并且由于新楼建成后的经费问题，派出法庭的系统也要建设，我每天都在钻洞、走线、做水晶头、安装槽板，完全就是一个技术工人。”刘建忙碌了几个月，每天穿梭在法院与派出法庭间，一个人将所有派出法庭的网络安装和调试好，有时候还让太太一起帮忙:“现在想想，蛮有成就感。”

　　直到现在，刘建对整栋大楼的网线作用和物理位置仍了如指掌: “只有我一个人清楚这些线怎么走的，法院现在的运维团队工程师还会偶尔问我。”刘建打开机柜后门展示时，自豪地说道。只见机柜后面的交换机内排布着错综复杂，不同走向的网线。不过，这些网线上附有五颜六色的标签，上面标注作用，这也是刘建一张张贴上去的。

　　二期试点

　　2004年，中国法院系统的信息化蓬勃发展。

　　这一年，北京高法院开始加大信息化建设，以“四个统一”为建设方针，经过仔细调研将信息化第二期的试点工作放在了大兴法院。在这之前，“做信息化时，我经常和上级沟通，提出了不少想法，思考法院的信息化该怎么做，如何提高庭审效率，满足和当事人的需求，为领导决策所服务等等。”刘建懂得业务知识，又和基层人员熟悉，了解法官的想法和业务需求。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信息化建设的看法，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为什么将信息化试点放在了大兴?

　　刘建如今分析说，试点工程对审判业务的影响很大。有些大法院为了不影响日常开庭，不愿意试点。有些小法院硬件环境差，业务量不足，不具有典型性，不能试点。而大兴法院处于中游水平，硬件条件还过得去，业务量饱和，关键是法院领导对信息化工作非常重视，加之自已对信息化工作有一套思路，认识清晰，确实希望能够通过信息化缓解业务压力，所以，综合这些因素，二期试点最终放在了大兴法院。

　　同时，从经济条件说，比大兴法院有钱的法院比比皆是，比大兴法院穷的地方也不少。假如信息化工作在大兴法院试点成功，应用较好，必定会促进上游法院的信息化建设，也将带动下游法院的信息化发展。

　　可以说，北京高法院有意将大兴法院树立为信息化的标杆，这一期试点的重点有庭审刻录系统、庭审视频高清系统、远程立案系统和IPTV系统等。

　　“试点其实是苦活。”刘建说，大兴法院的信息化试点工作做得很辛苦，他最长时工作了五天五夜: “我是白天、夜晚轮轴转。白天不能影响庭审业务，不能走线、打孔，所以后台软件公司找我调试机器，安装软件、测试路由顺畅。到了晚上，综合布线的公司又要找我，问我穿孔的位置怎么打，布线是否影响美观等。”刘建负责二期试点的工作，又是一个人面对五家IT公司。在连轴转工作了五天五夜之后，刘建一口气睡了一天半。

　　2007年9月18日，北京法院信息化成果展示会在大兴法院召开。参加的单位有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北京各区县法院的一把手、北京财务局领导和北京信息办主任等。这是北京法院信息化建设里程碑式的一个会议，从此以后，北京法院系统的信息化逐步建设，成为全国非常先进的地区。

　　针对二期试点的成功，北京高法院专给大兴法院写了一封感谢信，贴在了法院的大门前。

　　二期试点，刘建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