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低效、人心动荡

    企业中年危机特征基本雷同，比如体制与文化官僚化、组织效率低下、战略模糊，导致获利下滑、人心动荡等。

    以英特尔、戴尔、惠普为例。过去三年的变革中，其高层均表示过，要对抗大企业病，消除官僚文化，提高效率。比如，原惠普CEO卡莉在自传中就说，公司变得太大，结构复杂，国际化程度太高，已不能用个人魅力、强权或法令管理，必须借改革派力量打破它。

    企业转型，意味着中年企业要释放它们的焦灼。企业转型过程中，原有业务模式调整，影响着财务稳定、高管薪水及职位的变动。比如前不久，英特尔战略调整，就导致原CTO帕克·基辛格离职，AMD剥离制造业，也伴随着鲁毅智的出局。

    许多高管大都是企业走向辉煌期的功臣，但随着内部利益再分配，他们对职业及利益产生了焦虑。以鲁毅智为例，他从AMD董事长兼CEO职位，沦为被剥离的制造业负责人，显然名望上大为受损。或许，这正是他对那家基金公司经理透露信息的缘由，既然无法左右公司走势，不妨直接拿点利益。

    而体现在市场层面，由于营销压力增大，某些企业借助市场地位，在传统领域实施垄断。它被调查的集中时间段，正是市场遭受最大威胁的时期。而此次投资主管拉吉夫·戈尔参与内幕交易的时间段，即2007年上半年，也是英特尔转型的最关键时期。而戴尔的财务危机，同样发生在直销开始变动的转折点上。

    英特尔毛利过去曾高达50%以上，如今下落为30%多，个别巨头衰退更大，甚至亏损连连，SUN无奈出售，AMD剥离制造业后，也没走出泥潭。

    这种压力下，为数字而战的职业经理人，竞争手段走样“顺理成章”。事实上，CBN接触的上述多家巨头普通员工，私下多次透露过无法承受的业绩指标。比如关于某家PC巨头销售经理的一则笑话是：进来三个月后，打电话去人还在的话，那这人基本就可以签约了，如果能呆上三年，那就有望进入高管层了。

    而这种压力的传导，也导致这些巨头不断出现滑稽一幕：一方面，它们处处标榜严格、规范的商业信条；另一方面，漠视商业伦理、违反商业道德的丑闻频频发生。

    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强化了这一局面。过去多年，IT业曾是躲避危机的避难所，而今，巨头市值大为缩水，某家幅度甚至高达100%。不过，此前他们手中毕竟有大量现金，在没有合适业务并购的条件下，参与内幕交易，大概能提高资本利用率、大捞一把吧。

    一位曾遭遇惠普严重压货的华南物流企业高层前不久对CBN说：“跨国公司压力大，经理层夸夸其谈，做生意越来越不厚道，以后一定要多留个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