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保障：如何送到农民手中？
各地利用文化共享工程的情况不同，基本上是资金充裕、人员好、有所保障的地区，应用情况好。比如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图书馆是山西省的试点县之一，由于当地领导对文化的重视，该地区图书馆配有60多台电脑，拥有投影机、数字设备（数码相机、DV）和一些网络设备。郑海保说：“文化共享资源就放在局域网中供读者浏览，每小时2元（周边网吧3元）。而且还结合文化下乡工程，将一些数字资源刻成光盘，免费送到农村，覆盖了286个行政村，去年下发了800多张光盘。”
在山西省图书馆的东楼空地中，每周都会免费播放一些主旋律的电影，如此已经坚持了几年，深受附近老百姓的欢迎；每逢周日，图书馆还开办网上课堂，定期做一些专项资源，供市民浏览; 在每年两次的“黄金周”期间，他们还送图书下乡，组织当地图书馆召开现场会议，从而广泛地普及知识。
“但是，有些图书送到农村后，都不曾打开包装，就是害怕搞坏，害怕承担责任。数字资源也是如此，有些地区的电脑放在村干部家里或者村委会大院里，农民看不到、摸不着，怎么达到文化共享的目的？”石焕发对此也很头疼。
采访中，记者有幸遇到了两位文化战线上的“个人英雄”，他们分别是山西祁县昭馀镇丰泽村的权勇、山西左权县麻田镇上马田村的张小宝。这两个人都热爱文化，都愿意为普及文化、宣传科技知识做出贡献，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精力，乃至于家庭的人力都搭进来了。
权勇的妻子帮他照顾文化大院的事情，大儿子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每天在家里帮忙操作电脑。“我没有固定收入，只靠捡垃圾补贴家里开支。自从有了电脑，我每个月的电费加上网费快要200元了。我也想搞一个收费的图书阅览室，可我又是省里的人大代表，不好开头啊。”权勇述说着自己的想法。
张小宝的情况也是差不多。在记者采访的当天，山西省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他们换了卫星的天线，重新做了系统，因为张小宝和他的儿子都不怎么精通电脑。“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距离省图书馆太远，我们不可能为了‘重启电脑’这类简单的问题就要跑一趟，我们的人手也紧张。”文化共享工程山西省级分中心办公室负责人贾酉全说。
北大信息管理系教授王子舟认为: “单纯依靠这些个体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省里没有给他们一分钱的投入，并且占用了他们大部分的精力，整个家庭基本上都围绕这些事情转。要让基层发挥作用，必须要从制度上解决，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让他们每个月有生活来源，安心做好服务工作。”
张彦博说，像山西这种依靠“个人英雄”搞的基层建设属于少数，现在的基层建设主要是依托文化部的网络，将资源建设到县城文化站、村文化室，由基层人员负责文化共享工程的运行。据了解，在南方的文化室，大都是大学生志愿者或者当地兼职人员在负责，“由于没有资金的激励机制，我们也不能保障地方资源的播放和使用情况，这也是我们最近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
张彦博说的这些保障机制，在北京周边地区已经得到了证实。北京怀柔近年来有很多大学生“村官”，他们在共享资源的硬件维护、资源下载等方面都有技术能力，在对周围农民服务的过程中，也相应地降低了门槛，发挥了文化共享工程良好的作用。
王子舟教授认为，要发挥基层图书馆的作用，必须改变现行体制上的一些做法，不能让基层图书馆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安置闲人的地方，也不能让基层图书馆成为地方政府的“下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要保障基层图书馆的投入，保障他们的人力和技术力量，基层图书馆才能发挥作用，文化共享工程才有立足之地。
解决之道：加大力度支持基层
针对需求不清晰，信息资源缺乏针对性以及机制保障等问题，国家中心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国家中心正委托北大资源管理系的几位教授做调研工作，希望能够有目的性地开发一些资源。除了实地调研考察之外，国家中心更着重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让地方能够上传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去年，国家中心给7个省配套资金共300多万元，让地方开发一些特色资源，如重庆的“红色旅游”资源、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等。“国家中心希望通过上传和下载，挖掘地方特色。”张彦博说。
同时，国家中心还有针对性地购买各种数据库，各个分中心也可以根据地域特性购买资源。北京的做法是与农科院合作，拥有涉及农业技术和农村生活的200余个数据库、农业多媒体课件库1000个，还有电子期刊近7000余种，电子图书、报刊资料7万余册等，已经建成了“北京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张彦博提到了一种新型播放器，体积类似于移动硬盘，有200G的容量（大约可播放300小时的视频节目），加入了一些播放功能，可以利用遥控器播放。张彦博介绍说: “这个移动硬盘有望解决体制上的一些问题，由于具有便携性和可操作性，不需要太复杂的操作，农民可以轻易掌握，这就不需要基层人员太多的技术实力。”
孙承鉴说，“简易型移动播放器”可以直接接入电视、投影仪，基层群众使用遥控器就可以操作播放，具有操作简单、易于携带、存储容量大、可更新内容、价格低廉、可自动记载工作日志等特点，为基层站点提供了一种灵活方便的全新服务模式。
针对基层的实力以及保障机制等问题，张彦博透露说，国家有可能加大力度扶持基层文化站的工作。前不久，针对文化共享工程，财政部和文化部两个部门联合召开会议，共同商讨下一步决议：2007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将投入24.7亿元重点支持文化共享工程中西部地区的县级支中心、村级基层服务点和数字资源建设。
这24.7亿元的支出方案是，在中部地区，中央和地方的资金比例为5:5；而在西部，中央和地方的资金比例则为8:2，中央重点支持西部发展。并且，每一个基层服务点的投入是68万元，包括电脑、卫星接收设备、投影机、数字设备等。
张彦博认为，现在文化共享工程是在做“大文化”概念，不仅仅要输入传统知识层面的文化，还要输入信息层面的知识，包括法律常识、务工信息、农业科技等。他说，从去年开始，文化共享工程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达成合作关系，文化共享工程依托对方的平台，将资源放在对方的卫星频道上下放; 同样，也和教育部达成了合作关系，每年定期给教育部的远程教育提供资源。
数字说话
截至2006年年底，文化共享工程已建成各级中心和基层服务点6700个，包括1个优异中心，33个省级分中心，1775个市/县级支中心，2085个乡镇、街道基层服务点，2806个村、社区基层服务点；与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合作共建基层服务点分别达到19.7万和18.1万个，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近5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2.4亿元，地方累计投入4.6亿元。数字资源量达到58TB（1TB数据量相当于25万册电子图书或926个小时视频节目）。计划到201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数字文化服务体系，资源总量达到100TB。
（计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