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5、1954、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的4次洪水造成了怎样的灾害？
1931年7月，长江中下游连续降雨近一个月，雨量超过常年同期雨量两倍以上，江湖洪水满盈。7月下旬长江中下游梅雨结束后，雨区转向长江上游，金沙江、岷江、嘉陵江发生大水，以岷江洪水最大。川水东下与长江中下游洪水相遇，造成荆江大堤下段漫溃，沿江两岸一片汪洋，54个县市受灾，受淹农田5090万亩，受灾人口2855万人，损毁房屋180万门，因灾死亡14．52万人，灾情惨重。武汉三镇，平地水深丈余，陆地行舟，商业停顿，百业俱废，物价飞涨，瘟疫流行，受淹时间长达133天。
1935年7月3日至7日的5天内，三峡区间南部以五峰为中心，北部以兴山为中心，发生了紧相衔接的两次特大暴雨。五日暴雨量实测值以五峰1281．8毫米为最大，是我国著名的“357”暴雨（即1935年7月暴雨）的最大暴雨中心。兴山暴雨中心的五日暴雨量也达 1084毫米。由于暴雨急骤，致使三峡地区、清江、澧水、汉江洪水陡涨，来势凶猛，荆江大堤沙市以上得胜寺、横店子，沙市以下麻布拐相继溃口，荆州、沙市、监利、沔阳、枝江、松滋、石首均成泽国，“纵横千里，一片汪洋，田禾牲畜，荡然无存，十室十空，骨肉离散，为状之惨，目不忍睹”。江汉平原53个县市受灾，受淹农田2264万亩，受灾人口1003万人，因灾死亡14．2万人，损毁房屋40．6万间。由于这次洪水的洪峰流量大而洪水总量较小，故长江中下游干流两岸灾情比1931年为小。
1954年6月中旬，长江中下游发生三次较大暴雨，历时9天，雨季提前且雨带长期徘徊于长江流域，直至7月底流域内每天均有暴雨出现，且暴雨强度大、面积广、持续时间长，在长江中下游南北两岸形成拉锯局面。8月上半月，暴雨移至长江上游及汉江上中游。由于在上游洪水未到之前，中下游湖泊洼地均已满盈，以致上游洪水东下时，渲泄受阻，形成了20世纪以来的又一次大洪水。百万军民奋战百天，并相机运用了荆江分洪区和一大批平原分蓄洪区，才保住了武汉、黄石等重点城市免遭水淹，确保了荆江大堤未溃决。但洪灾造成的损失仍然十分严重。受灾农田4755万亩，受灾人口 1888万人，因灾死亡3．3万人，损毁房屋 427．6万间。武昌、汉口被洪水围困百日之久，京广铁路一百天不能正常通车。
1998年，长江又一次发生了全流域型特大洪水。洪水发生早、来势猛。5月中旬，长江中下游大范围降雨，湘江中上游和汉江中下游降中到大雨；6月中下旬，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降中到大雨和暴雨，江河水位迅猛上涨，初步形成和长江上游来水相互顶托之势；6月下旬末，长江上游和三峡区间发生持续数日的大到暴雨；7月2日，宜昌出现第一次洪峰，上中游洪水相互遭遇，全流域型洪水从此开始。长江干流接连出现8次洪峰。7月中下旬，中下游水系的大洪水使洞庭湖、鄱阳湖迅速蓄满，湖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中下游江段水位进一步抬升，上游洪峰的来水使中下游江段水位更加抬升。长江干流沙市至九江江段，水位多次超过历史最高水位0．55～1．25米；沙市水位曾3次超过1954年的历史最高水位44．67米，最高达45．22米。从6月中旬至9月7日，长江干流沙市、监利、螺山、汉口、九江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的天数长达57～76天，监利至螺山、武穴至九江江段超过历史最高水位的天数长达40多天。宜昌、汉口水文站实测7、8月份洪水总量均超过1954年。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虽然洪峰次数多、洪峰水位高、持续时间长，但与20世纪前几次特大洪水相比，造成的灾害最小，耕地成灾面积4002万亩，倒塌房屋81．2万间，死亡1320人。
造成长江中、下游洪水灾害的洪水有几种类型？
长江洪水由暴雨形成，一般年份，上游和中下游洪水相互错开，不致形成威胁中下游平原区的大洪水；若上游及中下游雨季重叠，或上游发生特大暴雨，洪水相互遭遇，中下游就会出现较大或特大洪水。
长江中下游发生洪水灾害的根本原因是，上游干流及中游支流洪水来量大，中游没有一个有足够容积的调洪、滞洪场所，而且河道渲泄能力又不足，当洪水来量超过河槽安全泄量时，势必造成堤防溃决，洪水漫流而成灾。
造成长江中下游洪水灾害的洪水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全流域型洪水，由全流域范围内持续暴雨而形成，如1931年、1954年、1998年洪水；二是上游型洪水，由金沙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及三峡区间上段的持续暴雨而形成，如 1788年、1860年、1870年洪水；三是中下游型洪水，由三峡区间下段、清江、汉江、澧水的持续暴雨而形成，如 1935年洪水。
多年的实测资料表明，无论哪种类型的洪水，宜昌以上即长江上游的洪水来量都占长江中下游洪水的主要部分。据统计，长江主汛期7、8两个月的多年平均洪水总量中，宜昌以上洪水来量占枝城洪量的95％，螺山（位于荆江与洞庭湖出流汇口城陵肌的下游）洪量的61％～79．5％，汉口洪量的55．4％～76．2％。即使中下游型的1935年洪水，7、8两个月宜昌水文站实测的洪水总量仍分别占螺山洪量的64． 9％，汉口洪量的55．1％。由此可见，利用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有效地调节并控制宜昌以上洪水来量，减少下泄流量，不仅可以保证荆江河段的行洪安全，而且对城陵矶、洞庭湖区、武汉等地的防洪安全也有较大作用，还可以大幅度减少分蓄洪损失。
防治长江中下游洪水是兴建三峡工程首要出发点吗？
在我国古代，云梦泽一直是滞蓄长江洪水的天然场所。云梦泽消亡后，洞庭湖替代云梦泽成为又一个滞蓄长江洪水的天然场所。因此，当时长江中下游“洪水过程不明显，江患甚少”。但随着泥沙的不断淤积，洞庭湖的水面面积和容积日渐萎缩，使其滞蓄长江洪水的能力大力削弱。这就逼使大量洪水直接从荆江河槽下泄。然而，时至今日，荆江河段的安全下泄流量（包括分流入洞庭湖的流量）只有6万～6．8万立方米／秒。因此，每到汛期，荆江河段的洪水水位高出两岸地面6～10米而形成“悬河”，时时威胁着洞庭湖区和江汉平原1500万人民生命财产和2300万亩耕地的安全。
兴建一个能够调蓄长江洪水的水库，使其能像云梦泽和洞庭湖一样来滞蓄和调蓄长江洪水，使长江中下游免遭洪水灾害。在荆江河段上游，通过大量的勘探、测量与科研，寻找了几十年，论证了几十年，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坝址，并决定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因此说，兴建三峡工程是历史的必然，防洪是兴建三峡工程的首要出发点。
三峡工程有哪些显著的防洪效益？
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175米时，有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防洪效益及其连带的环境效益十分显著。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防洪作用有：
l）如遇“千年一遇”或类似1870年特大洪水，枝城洪峰流量达11万立方米／秒时，经三峡水库调蓄后，枝城流量可不超过71700～77000立方米／秒，配合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和其它分蓄洪区，可控制沙市水位不超过45米，可使荆江南北两岸、洞庭湖区和江汉平原避免发生毁灭性灾害。
2）可使荆江河段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即遇到不大于“百年一遇”洪水时，经三峡水库调蓄后，可控制枝城流量不超过56700立方米／秒，沙市水位不超过44．5米，可不启用荆江分洪区和其它分蓄洪区。
3）提高了对城陵矶以上洪水的控制能力，配合丹江口水库和武汉附近分蓄洪区的运用，可避免武汉市汛期水位失去控制，不但提高了武汉市防洪调度的灵活性，还对武汉市防洪起到保障作用。
4）减轻了洪水对洞庭湖区的威胁。三峡工程能有效控制上游来水，减少汛期分流入洞庭湖的洪水和泥沙，不但可有效减轻洪水对洞庭湖区的威胁，还可延缓洞庭湖泥沙淤积速度，延长洞庭湖寿命；可对澧水洪水进行错峰调节，减轻其下游的洪水灾害；并为洞庭湖的治理创造了条件。
5）增加了长江中下游防洪调度的可靠性和灵活性，便于更好地应付各种情况。例如：若遇特大洪水需要运用分蓄洪区时，因有三峡水库拦蓄洪水，即可为分蓄洪区人员转移、避免人员伤亡赢得时间。
据1991年调查资料综合分析，按1992年价格水平计算，三峡工程防洪多年平均直接经济效益为每年22～25．2亿元。另据计算，若遇1870年特大洪水时，直接经济效益为：可减少农村淹没损失510亿元，可减少中小城市和城镇淹没损失240亿元，减少江汉油田淹没损失19亿元，以上3项合计为769亿元。除直接经济效益外，还可避免因大堤、垸堤溃决而造成的大量人口伤亡；避免洪水对武汉市的严重威胁，避免京广、汉丹等铁路干线中断或不能正常运行；避免灾区的生态与环境恶化，疾病流行，传染病蔓延；避免洪灾带来的饥荒、救灾、灾民安置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显著的环境效益是很难用经济指标具体表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