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168 信息化】
“毒奶粉”彻底扯下了某些中国企业的风光外衣，将其打回原形。中国企业道德隐忧凸现并非首次，血汗工厂、宠物食品受污染、玩具大规模召回、“中国制造威胁论”……国际上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感的质疑愈演愈烈。
然而，这种责任也不仅仅是传统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如今，国外很多企业非常在意国内的企业是否有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甚至找第三方去审核。一些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还针对中国的劳工问题，制定了专门的‘工厂守则’，要求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遵守。” CRECEA（中国）顾问吴晓红表示，许多跨国公司都把推行社会责任作为衡量中国合作伙伴的标准之一，“国外的购买者十分在意，自己买的产品是否是从‘血汗工厂’出来的。”
市场的作用比人为推动更大。2002年以来，借助世界市场的推动，企业的社会责任早已成为热门用语，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将CSR战略当做战略目标，CSR也成为衡量企业对社会全面贡献的一项标尺。
尤其是2008年，雪灾、地震、奶粉事件等连续的灾难，将众多企业放在了社会的“显微镜”下。在大众情绪跌宕起伏的“喧闹”时期，谁能经得起这样的审视？
“显微镜”下的骚动
从9月下旬起，三聚氰胺的陆续检出使中国奶粉业集体蒙羞，蒙牛、伊利、光明等继三鹿后，引发了国人对其无比的愤慨和鄙视。
几个月前，这些大打民族牌的“民族企业”还风风光光地在各个慈善晚会上大秀其企业社会责任（CSR），今天却打破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底线。
“慈善、捐款、做好事不留名，显然只是CSR的一种表象。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公民所要履行的基本社会责任。”不少业内人士再次反思，CSR最核心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
4个月前的5月15日，王石的一句“不要因慈善成为负担”，使万科深陷“捐献门”。互联网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条贴子谩骂这位“地产教父”，万科形象一落千丈。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之下，万科不得不以50倍的代价，挽救这场企业公共形象的空前危机。
虽然这并非是中国企业第一次遭遇CSR信任危机，然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8.2级地震却是由此开始。
CSR“地震”
“今天你捐了吗？捐多少？”这是地震发生后的流行语。电视上捐献名单的滚动播出，网络BBS上的各种榜单，手机短信的实时快报。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和一张非常时期的榜单能为企业赢来美誉，也可以让企业被抓住把柄。
在地震发生后，火速捐献巨款的企业，顿时美誉四起。神舟电脑公司董事长吴海军“要求没有向灾区捐款的神舟员工离职”的批示，在网上传为佳话; 生产王老吉饮料的香港加多宝集团在第一时间捐出1亿元善款，使人高呼“要捐就捐一个亿（义），要喝就喝王老吉”。
而那些捐赠较少和反应较慢的企业，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5月14日，一篇名为《面对中国地震 跨国公司在干什么》的文章出现在网上，批评法国奢侈品巨头在地震灾难面前沉默。次日，各大论坛中开始流传着一份“在中国只赚钱、不捐款”的外资企业捐款名单，包括肯德基、摩托罗拉、三星、诺基亚、可口可乐等众多跨国公司。随即，网络上展开了一场对知名外资企业的大讨伐。外企被扣上了“铁公鸡”的大帽子受到质疑，网友们竞相喊出“是中国人就要支持国货”，一股你死我活、同仇敌忾的气势。“封杀”、“抵制”、“道德审判”不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企业。
“地震发生当天，我们的CSR部门与各个部门的相关人员都忙开了锅，每天都有雷打不动的几场电话会议，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给予了反应，但仍然上了‘铁公鸡榜’。”某知名IT企业CSR负责人无奈地对记者说，只因为他们在第一时间没有打进红十字基金会的电话，而是选择了其他基金会，没有以最快的速度被媒体公布，就差点被“封杀”。
6月，谷歌等11家企业被指控捐款或部分捐款未到位，对此，谷歌回应，捐献中的200万美元只用于灾后的学校重建工作，而且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第三方组织，并且清楚了解资金的使用方式。
而除去对企业“非黑即白”的评论外，公众之间的口水战也不间断。在BBS中，为外企辩白的网友，被称为“卖国贼”。
“近年来，中国公民对CSR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得到的不约而同的结论。当然，“越来越强烈”并不等于“趋于理性”。“大部分人依然是把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慈善捐助，并将额度看做惟一标准。” CRECEA（中国）顾问吴晓红表示。
这无疑会使本就起步较晚的中国企业和CSR环境，陷入了歧径。
“压力CSR”
今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央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表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表率，以人为本、创建和谐企业的表率，努力成为国家经济的栋梁和全社会企业的榜样。”
然而，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事情，如果还是政府工作的延伸部分，或许从表面看十分有效，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挫伤企业的积极性，因为，没有人会喜欢“压力CSR”。
这种“压力”从赈灾中可见一斑。
“捐多捐少没有关系，你捐的是爱心。”我们个人在捐赠时对此耳熟能详。但每落到企业身上时，捐赠数额就会备受挑剔，对全球性企业尤其苛刻。“捐赠排行榜”和“中外灾难的捐赠额对比表”，会造成捐赠者的攀比心态，并给企业捐赠施加压力。
事实上，很多全球性企业在捐赠上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并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一般我们在当日或第二天捐赠的捐赠额在100万元～300万元之间，两三天后再陆续追加。”一位跨国企业员工告诉记者，因为捐款额的多少中国区无法自行决定，必须获得全球总部和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董事会多数成员同意批准后才能实施，因为“钱是股东的。”经过这样的程序，要在第一时间捐出巨款几乎是不可能的。
据调查显示，在汶川地震后48小时之内参与捐赠的企业占18.3%，一周之内的约67.4%，并有许多企业进行二次或多次捐赠。截至7月21日，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共582.11亿元，其中1/4来自企业。
“有人认为跨国公司的捐款数额表现出其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并以此抵制跨国公司，这是很偏激的。”该跨国企业员工表示，以中国市场为出发点，把企业的慈善行为同经济利益挂钩，并非真正出于公共道德去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是因为大部分人曲解了CSR的含义，在中国，大家普遍把企业对外的责任看得比较重要，只注意外部形象和声誉，这带来的影响比较直观。而对企业内部的问题却没有提到足够的认识上。”吴晓红认为，CSR不等于企业形象，不等于市场的一个战略，而要从企业内部做起，以内养外。
“诱惑”与“困惑”
在北京朝阳门旁的一个写字楼里，记者见到了企业社会责任亚洲（CSR Asia）中国区总监何智权。这位香港人每个月有两周会从香港飞来北京办公，而且越来越频繁。除了日常工作，他还要出席各种CSR研讨会、参与有关政府合作项目和接受媒体采访。
“这几年，我们亲眼见到很多企业对CSR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尤其是最近一两年，越来越多的企业直接来找我们做项目、做研究和策略，有跨国公司，也有很多本土企业。”何智权还记得当年CSR Asia刚刚在北京设立办公室的时候，只有一位员工，几乎没有企业主动找上门。
事实上，当一个特定的术语有了缩写，就说明它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接受。对中国企业来说，CSR既是一种“诱惑”，又是一种“困惑”。一方面，许多企业已经将企业社会责任当做推动企业发展、进入国际市场的杠杆。另一方面，无论是社会还是企业，对CSR的理解都存在着很大的误区。有些企业简单地认为CSR就是做做慈善，搞搞宣传; 有些企业将CSR看做一种作秀的手段; 还有些小企业认为CSR是大企业的事，给员工发工资就是自己的责任。
“就像任何一个先进的理念开始传播时一样，目前关于CSR的最主要的误区就是认为CSR重在务虚而非务实。”中外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秘书长何志毅如是说。
困惑一:
CSR是慈善吗？
慈善是否等于企业社会责任？这是困绕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老问题。
据统计，90%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都有过捐赠行为。2007年，中国慈善市场资金总额约865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全国GDP总量的0.35%。其中，中国公众和企业的慈善捐赠（款物）总额，已达到223.16亿元，而来自境外的捐赠（款物）总额也达到了86.09亿元。
“超过80%的人提到CSR首先会想到慈善。”企业社会责任专家、华侨大学工商学院副院长张向前表示，很多企业认为进行了一两次慈善活动就足够了，没有考虑到与公司的长远目标相结合; 大部分企业也缺乏制度化的社会慈善计划; 还有不少企业认为进行公益活动会减少他们的利润。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呢？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着眼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用户角度，企业能给用户创造什么价值，是否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 第二个方面是从企业自身角度，企业是否遵纪守法，是否创新求发展、依法纳税，同时是否对自己的员工关怀、负责; 第三个方面是从社会的角度，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注公益、保护环境。
事实上，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普遍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令企业自身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方法，然后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合作，得到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中，三条底线的平衡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亚洲（CSR Asia）中国区总监何智权这样概括。他认为，在共赢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做很多比慈善捐款更有意义的贡献。
因此，慈善只是企业社会责任中很小的一部分，真正的企业CSR工作应该是对品牌建设的长程投资，具有一致性和长期性。慈善活动则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困惑二:
CSR是奢侈品吗？
很多企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奢侈品，是有钱人的游戏，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许多企业都望而却步。
“其实很多企业，不论是跨国企业还是本土企业，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只是他们不知道这叫做‘企业社会责任’，或者他们没有系统地去做。”何智权表示，CSR Asia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帮客户做一个全面评估，根据其自身环境和竞争压力，选择最合适的方式。
因此，对于IT企业，善尽社会责任，除了向客户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对产品低能耗、更环保的回收利用和对服务模式的创新，是当前应从履行CSR过程中挖掘的。
傅蕾是诺基亚中国公司的第一位CSR总监，在她上任前，总裁给她下达的任务就是如何使公司核心业务与CSR战略能够有更加紧密的联系。绿色制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为了将原有的领先环境绩效策略和“绿色”理念更广泛地植入到供应商和消费者头脑中，2005年，诺基亚与中国移动、摩托罗拉共同发起了“绿箱子环保计划——废弃手机及配件回收联合行动”，在全国40个城市设置千余个绿箱子开展手机及配件回收行动。
“一部手机从生到死，诺基亚要求从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和回收各个环节都要结合环保。我们还在公司内部成立了环境大使俱乐部，俱乐部成员定期到社区、希望小学去宣传环保知识，这些效果和种几棵树的环保是不一样的。”傅蕾说。
与诺基亚相似的是英特尔。
在英特尔上海浦东封装测试工厂，有这样一个由工厂的电器师、机械工程师、化学工程师和财务分析人员组成的专家节能小组（EC），它是工厂庞大运营节能体系的CPU，负责协调和评估整个工厂的节能工作。每年年初，节能专家小组都要和各部门的负责人沟通，从生产能耗、资金、人力等方面做一个综合评估，确定全年要开展的多个节能项目。通过减轻系统负荷、加强控制制冷系统、降低生产设备的能耗以及优化设备运作等措施，工厂在运营能耗节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其中水平衡项目一个月就节约了9100立方米的水资源。
“自英特尔创始之初，就确立在一切日常业务活动中贯穿环保目标，无论是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工厂的构建与运营，还是资源的管理到废弃物的处理。” 英特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事务总监杨钟仁介绍，在上海和成都封装测试工厂，英特尔都引入了国际化的EHS（环境、健康、安全）管理规范，包括水处理、气体排放和生产安全等。“EHS在英特尔全球发展战略中，甚至与财务业绩的地位同等重要。”
杨钟仁透露，在上海工厂，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率达到66%; 在成都工厂，则首次实现采用跨省运输的办法将化学废物运到天津进行处理; 而在刚刚投资的大连Fab 68工厂，超纯水（Ultrapure Water）系统将采用一种先进的技术，使回收并再利用生产流程中所使用的约 95% 的水。
“对那些为了好名声或屈从外界的压力而做CSR的企业来说，CSR肯定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你可能对它高投入。”联想集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总监马健荣表示，CSR是企业在发展进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每个企业应该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当CSR理念与企业发展阶段、目标、发展战略和业务特性相结合时，CSR不仅不是一个奢侈品，反而代表了企业发展的软实力。
困惑三:
CSR是公关吗？
“企业社会责任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在一片“作秀”声中，联想集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总监马健荣的这句话，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合作伙伴，通过设计火炬，联想的名字已经被全球知晓，祥云也成为一种民族标志。但是，不为多数人所知的是，联想通过“奥运千县行”，让千千万万身处边远山区的中国百姓，真正认识并贴近了奥运。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企业将CSR作为搞政府关系的一种手段和推广品牌的方式。
“这也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之所以有很多企业在地震捐款的速度方面竞赛，是因为社会对这个问题没有想清楚，认为捐钱多就代表企业责任感强。”何智权表示，在国外，很多企业认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是消费者，而在中国，最重要的变成了政府，这是导致许多企业拿捐款作秀的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CSR能够提升企业形象，但CSR并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用简单的对立或者是简单的相辅相成来诠释。“宣传”与“作秀”有一步之遥，稍不注意，企业便很有可能落个“作秀”的骂名，而这种“平衡”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到底该不该宣传”的争论，是索尼公司里，中日员工僵持不下的讨论话题。日本低调与静默的文化，使索尼公司一直认为CSR既是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义务，不需要什么宣传，只要老老实实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但是在中国，如果不说反而会被误解。
“承担社会责任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回馈能够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可，只有回馈了社会，企业才能够更好地发展。”傅蕾这样告诉记者，环保就是诺基亚对社会回馈的一个关注点，“品牌是靠我们的产品和运营来达到知名度，而不是靠做CSR。”
英特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事务总监杨钟仁则认为，没有必要去猜测企业做CSR的动机是什么，最关键的是看他们的表现，是否能落到实处。如果一个公司为了政府关系的话而去做这个事情，从长远来说会很难维持下去。只要能够持之以恒继续下去，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将CSR基因融入企业
“CSR是企业的DNA。”在记者的采访中，这句话反复被提及。优秀企业往往将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经营发展，作为公司理念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贯彻于公司行为的每一个环节中。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还处在初级阶段，认可CSR，但对如何将CSR与企业的战略和实际运营相结合，则缺乏系统的认识。此时，大型企业的标杆作用凸显出来。
小团队做大事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有独立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仍是少数，更多的是由公共事业部掌控，有些企业将CSR的工作直接交给公关公司完成。有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通常也只有两三个人，甚至有的企业只有一个“总监”。
“虽然建立CSR部门，意味着重新建立整个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但CSR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做的工作纷繁复杂。” 中外企业社会责任联盟秘书长何志毅认为，企业通过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来协调全公司的力量和资源、推动CSR工作，是有必要的。
作为诺基亚中国的CSR总监，傅蕾每天最多的工作就是沟通。严格地讲，傅蕾的团队只有3个人，但她真正领导的还有散落在各个部门的CSR“虚拟”团队，使CSR体系在中国真正落地。这其中包括诺基亚内部的志愿者，除了全球性的组织“关爱之手”外，还有在中国独创的“诺基亚环境大使俱乐部”，已经有会员1000多人。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志愿者组织，形成跨部门的CSR力量，与公司一万多中国员工相比，毕竟我们做CSR的人很少。我们希望通过志愿者组织和各部门间的合作，形成一个整合的力量，每个人都是CSR的推进者。”傅蕾如是说。
目前，这种志愿者组织在大型企业中十分普遍，鼓励员工通过社区服务组建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做环保和公益。这样的形式能够将企业的CSR理念切实贯彻到员工中，而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而已。
除了教育和环境，社区合作是英特尔CSR的重要内容之一。2008 年，英特尔员工和部门共发起实施了 100 项社区计划。截至 8 月，中国区的6000 多名英特尔员工在 2008 年一共贡献了超过 4 万小时的志愿服务，员工参与率高达 70%。“预计到 2008 年底，志愿服务时间可以达到 6 万小时，员工参与率75%。”杨钟仁介绍，针对每一小时的志愿服务，英特尔基金会都将相应捐赠 4 美元给合格的学校和非政府组织。
长远规划，分步实施
在地震的救助中，我们发现，对中国企业而言，汶川地震带来的最大考验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划性。譬如很多企业认为只要捐赠或赞助了财物就完成了公益活动，对于财物的去向、使用和管理情况并不了解。
因此，CSR战略实施需要的是计划性，而非一腔热情。何志毅认为，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管理模式的转变，将其融入企业战略，融入企业日常运营和企业文化，长远规划并分步实施，CSR效果才会显现。
“灾区重建不仅需要努力与各界力量团结协作，还应该体现作为一个IT公司能够起的独特作用。”IBM大中华区公众事业合作部总经理郭维德介绍，地震发生后，IBM立刻向成都市公安局移交了为“5.12寻亲信息查询网”提供关键支撑作用的萨哈娜赈灾系统，6月3日，“5.12寻亲信息查询网”开通。这个平台是目前受灾地区惟一的官方寻亲网站。截至日前，该网站的查询量达到51695次。而萨哈娜赈灾系统所管理的人口数据达到19.8条。
除了灾后寻亲，萨哈娜赈灾系统的人口管理模块还将帮助政府在灾后重建的进程中管理流散人口。通过管理成都及其所属的20个区、县、市的流散人口的关键信息系统，能够有效管理灾民信息，特别是异地安置人员的人口信息。
然而，大多数本土企业还仍处于只顾眼下利益，缺乏可持续的CSR计划，即兴举办一两次慈善活动，并以营销效果论CSR好坏的阶段。这不仅束缚了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同样也成为中国CSR建设的“顽疾”。
2006年，腾讯就将“公益”提到了公司战略的高度。2007年5月，腾讯基金会正式成立，每年从腾讯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做社会公益，通过公益网络平台，结合腾讯的网络优势，从而引来更多网友的关注。
“我们的批准号是005，是第五家设立优异基金会的国内企业，也是互联网企业中的第一家。”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介绍，基金会已经进行了基础教育项目、高等教育项目、环保项目等。
2007年，联想集团启动了公益创投计划，并首批斥资300万元支持15～20家公益组织。虽然与不少大企业动辄千万元的公益捐赠相比，联想首批投入的300万元相对较少，但联想在短期内计划并不像国外公益创投资金一样回收资金，几乎相当于捐赠。马健荣表示，联想引入公益创投模式就是希望公益不是简单的捐款，而是通过公益创投的机制让钱发挥出更大的效应，并保证长期持续下去。
做有中国特色的CSR
初春的清晨，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埠头乡枫林小学响起了孩子们的阵阵欢笑。师生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观看“索尼探梦”科技馆的“探梦实验室”表演，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讲解员们为革命老区的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科普实验课。
以青少年科普为目的的“索尼探梦科技馆”自2000年成立以来，已经累计接待了70万参观者。为了让贫困边远地区的孩子能够同样感受到科技的神奇和奥秘，从2008年4月1日起，北京“索尼探梦”科技馆将门票的所有收入用于“索尼探梦科普下乡”。
“总有些地方的小孩子来不了北京，不能到城里享受科技馆的乐趣，那我们就把实验的设备带出去。”索尼中国对外事务部总监邹春义表示。索尼集团在整个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为了下一代”的理念，这个理念到了中国，主要关注教育和环保。
与国外发展近40年相比，无论是政策法规，还是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抑或公民社会的建设，中国的CSR实在太青涩。作为舶来品，CSR不可避免地烙上国际印记，但要在中国成长，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游戏法则”。
跨国公司在战略思维、本土化程度等上有很大差异，这就造成了有的做得名利双收，有的坚持默默无闻。无论哪一种，都有自己的理由。也许CSR确实并不是只有一条正确之路，但是，本土化最为重要。
科教兴国作为我国的治国之本、重中之重，使IT企业将本土化的焦点都不约而同地放在了中国的教育问题上。
“教育是创新的基石。”英特尔公司董事局主席克瑞格·贝瑞特的观点代表了英特尔助力教育的出发点。通过积极与中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紧密合作，英特尔成功地推出并实施了多项教育计划，覆盖面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提供科技设备到开展教师培训等; 不论在课堂还是社区，在城市还是乡村。
“英特尔意识到，未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以至于英特尔从1994年开始支持中国教育事业。”杨钟仁表示，英特尔对教育的持续投入和支持是与中国共同成长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英特尔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
迄今为止，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在中国已经累计培训中小学教师达100万名，这相当于中国教师总数的10%; 有上亿名中小学生因此受益。中国成为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在全球40多个国家开展以来首个达到百万名培训教师的国家。至2011年，该项目在中国培训的教师总数将达到170万名。
幼儿教育、早期智力开发，很少有人能将“幼儿园”与IBM公司结合起来。而精心设计的电脑和趣味性软件，都是IBM为学龄前儿童悉心打造的。截至2007年8月，第七期IBM KidSmart“小小探索者”项目共向全国103家学前教育机构捐赠了310套儿童电脑学习中心，总价值人民币620万元。IBM今年首次与特教机构合作，让更多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能从“小小探索者”项目中受益。
“IBM在全球围绕CSR领域设计的合作项目共13个，中国是IBM全球惟一一个全部执行了这些项目的国家。”郭维德告诉记者，通过调动IBM公司在技术、人才等资源上的优势，设计了这批企业社会责任的合作项目，特别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做一些对中国教育发展和对中国经济有特殊意义的项目。
链接
ＣＳＲ的起源和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发动了“反血汗工厂运动”。因利用“血汗工厂”制度生产产品的美国服装制造商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被新闻媒体曝光后，为挽救其公众形象，制定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在劳工和人权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的压力下，许多知名品牌公司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之后，跨国公司“自我约束”的“内部生产守则”又逐步转变为“社会约束”的“外部生产守则”。
1999年2月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世界经济论坛时，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倡议企业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契约”，并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
在国外热烈讨论企业社会责任时，2002年8月24日至25日，世界经济学会议在内蒙呼和浩特内蒙古饭店召开，展开了主题为《企业责任、世界经济与西部开发》的讨论，打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