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168 信息化】

    随着国内今年几件大事——大雪灾、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的结束，中国经济社会的关注点将集中到“常态问题”上来。其中一个热点问题不能回避：改革开放30年后，下一步中国如何继续改革开放？

    如果只说坚持改革开放并无新意，这一方向早已确定，对市场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去做？以什么为突破口？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颇多，但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则是经济。因此，在我们看来，能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民主化”问题，是未来最可能突破的领域。实际上，去年十七大结束后，安邦分析师在《战略观察》中曾给出判断：在中国，经济民主化是比政治民主化更容易实现的目标，中国可能走一条“先经济民主化，再全面民主化”的道路。

    在我们看来，经济民主化的核心内涵，是指民主的意识和要素要在经济领域中体现和反映，尤其是要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指导决策阶层的思想。这一提法不易在短期内得到共鸣，但我们注意到，国内近期关于经济民主化的讨论越来越多，而且不只是学者之见。

    日前，国家审计署发布了新的审计报告，照例又审出了国企和政府的一大堆违规问题。为何同类性质的问题屡禁不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徐显明把矛头指向了经济民主问题。徐显明称，民主制度是由政治民主制度与经济民主制度两部分构成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仅应当关注政治领域的民主，还应该关注经济领域的民主。

    在他看来，经济民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收入到底应该在社会财富总额中占多大比例，国家应该“取”多少、由谁来决定。这一问题关系到税制、税种、税率、税的增减免，全国人大应该把握相关的决定权。二是财政收入的使用问题。政府收上来的钱，怎样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公平合理科学地发挥效用，是一个财政民主的问题。如何使用财政收入，决定权也应该归权力机关。徐显明表示，在听完审计署、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所做报告之后，他强烈感觉到，“加强经济民主建设应是人大常委会的责任。我们的义务是代表人民理财。”

    对这些看法，不能简单理解为全国人大在“争权”——按照政体设计，这些权力本来也应该归属全国人大——权力归属变化的背后，更重要的是经济制度上的变革。那么，经济民主化的推动从何处入手呢？这个“抓手”既要有现实性和操作性，又要有影响力和触动力。从目前形势看，财政民主——财政领域的民主化改革，是一个不错的“抓手”。

    财政改革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但又与制度改革紧密相关，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都与之相关，最终还可能导致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同时，从财政改革入手又不会超越现实条件的约束，使得改革变成激进的政治呼吁，最后落得坐而论道、不得不夭折的下场。

    在我们看来，经济民主化的内涵远比财政民主问题更为丰富，包含的东西更多。经济民主化要求改变目前经济领域内一切不民主、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东西，如国有经济垄断、大量存在的市场准入限制，还包括与经济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公共舆论监督机制、决策机制、影响评估等多个方面。唯其如此，经济民主化在中国将是一个进程。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随着中国社会从“大事件”应对中的复归，民主化的需求将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变得强烈，首先推动这一进程将是中国最现实的道路，而财政民主将成为经济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