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168 信息化】
自从2002年党和国家提出开展电子政务建设以来，整整六年过去了,电子政务建设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不容否认，推行电子政务使政府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取得了长足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政府对公众服务上也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成就有目共睹。从信息化的大环境来看，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信息化门槛大幅度降低。
近年来，我国网民数量迅速超越一亿人，跃升至全球第二位。公众与互联网的互动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深远的网络经济和网络舆论阵地。大环境已经为电子政务加快健康发展、更好更快地推动社会进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原本有机会在电子政务方面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使之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然而，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是，按照联合国关于电子政务的评价体系，我国在2006年全球电子政务建设的排名中位居第57位，在2007年位居第65位，与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我们已经落后于印度并有拉开距离的趋势。是联合国的评价体系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有理由可以不予理睬吗？中国国情绝不应当是我们为自己的落后辩解的理由。是党和国家对电子政务不够重视吗？从党的十六大起，电子政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到十七大时包括电子政务在内的信息化已经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全局高度。党和国家为电子政务发展下发了众多文件，也曾多次召开重要会议，领导同志做出过大量的批示。
今年3月，某IT咨询公司的市场报告显示，2007年，全国在电子政务上的总投入达到657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了19.6%，照此计算，全国两年的总投入超过1200亿元。由此可见各级国家机构对电子政务的重视程度。
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此巨大的投入与取得的成绩相比是否成比例？我国电子政务的绩效是否得到国家和国民的认同？
就发展的本质而言，我们应尽快找出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认真分析研究。总结经验并提出改进措施从来都是极为重要和不可缺少的，是事物进步的原动力，回避和不谈问题就无从总结经验，就会阻碍发展。
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在电子政务上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甚至在每个局部和环节上的做法都有道理。但是，电子政务是关系到国家、企业、公众的全局性的宏大社会工程，从整体部署和各个环节的衔接上看，它要求的不仅是在党政机关等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还要求利用现代管理、现代教育等全方位知识推动全社会范围的创新。《地球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引入一项新的技术或平台，并不能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当新技术或者新的技术平台与新的经营方式结合起来后，劳动生产率才会出现跃升。电子政务也是同样，只有在电子政务发展的整体环境上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我国电子政务才能健康、持续发展，才能真正迸发出巨大的社会效益。
六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电子政务健康发展不光是由资金和现代信息技术决定的，而更多的是由现代管理和现代教育共同决定的。只有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才能为电子政务的持续发展提供良性的保障环境。
电子政务健康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保障环境？中外成功的电子政务实践告诉我们：必须有创新的管理体制，能够对电子政务发展进行及时有效的规划、组织、协调和指导；必须有创新的建设模式，通过责任制有效地实施投资监管、成本控制、运行维护、绩效评估和资源整合，并推动社会进步；必须有创新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保障电子政务建设管理纳入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必须有创新的社会效果，支撑政府以管理创新和职能转变为标志的改革，从而降低行政成本、拉动产业发展、推动科技进步，并不断提升企业、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没有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便很难为电子政务营造出这样的良性发展环境。
１创新管理体制是提高电子政务绩效的首要保障
综观我国电子政务的管理体制，自2002年8月，我国全面建设电子政务的战略任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后，面向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高法、高检等各大系统，跨全国副省级以上地方政府的电子政务管理体制没有及时得到完善。令人极为遗憾的是，作为跨大系统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没有被赋予指导和协调职能，而且长期得不到改进。这就如同司令部中只有司令官而没有参谋部，没有机构去组织、协调、指导、检查、评价电子政务战略任务的落实情况，也就无法去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我国电子政务缺乏总体规划、顶层设计、整体布局以及具体指导，部门和地方的电子政务建设长期陷入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状态。
2006年2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的重要文件，并召开全国电子政务工作会议贯彻落实。文件和会议都着重强调建设的重点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跨部门互联互通与业务协同。但是，时至今日，跨部门的系统建设与应用仍然是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老大难问题，国家下达的多项重点电子政务建设任务亦因跨部门的管理问题未能按时完成。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行政方式解决建设与管理问题。对于信息资源共享和跨部门电子政务应用这类信息化建设项目，也一直沿用由某部门牵头的传统作法。但是，信息化建设的协调比传统政务协调要复杂得多，它要求在全应用项目建设范围内，对所有参与方都要具有可行性、可用性、可靠性和可管理性，才能保证其成功和持续发展。其中，比技术重要得多的是协调与管理。实践证明，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和先进的技术方案是不够的，跨部门的应用需要真切实际的共同建设。它包括共同研讨需求、共同规划方案、共同选择技术与标准、共同划分建设阶段、共同研究投资策略、共同参与建设和管理等，这就需要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保障。
在国家层面缺乏协调造成了跨大系统、跨部门、跨地方的电子政务应用创新不足、驱动乏力、进展迟缓，至今乏善可陈。问题是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不具备建立行政化的管理体系就真的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吗？也就是说，除了行政化的方式外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即通过多部门共同建立一种以民主协商为主要手段的协调机制，它不是官方的、正规的管理体系，但是可以将跨部门共建的任务，通过共同努力，形成共同认识，实现共建共享。这是一项管理创新。
国务院办公厅曾经建立过这样的协调机制，并在没有向国家申请专项建设经费的情况下与全国各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共同建成了全国政府系统两代数据通信网络及相关应用系统，为政府的跨部门、跨地区信息共享做出过贡献（链接一），这样的协调机制及其经验对今天的电子政务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缺乏及时有力的指导对于一项投入巨大的社会工程来说是致命的。六年来的实践证明，缺少旗帜鲜明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大力推广先进，总结后进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只凭少量的内部刊物宣传和自发的交流不但作用有限，还有可能造成谬误流传。电子政务项目的投资规模因误解、模仿和攀比而不断扩大。
针对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明确要求：“要加快推进各方面改革，使关系电子政务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电子政务管理体制。”“把电子政务建设和转变政府职能与创新政府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电子政务发展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机制。”两年多已经过去，人们希望新一届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电子政务的管理体制上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和创新。因为，在国家层面，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真正解决，电子政务的发展环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就很难摆脱在低水平上重复和绩效不佳的状况。
２创新建设管理，推动电子政务与信息产业双发展
六年来，电子政务的建设管理虽然有不断的进步，但从总体上讲，大环境不利于电子政务健康发展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一些新问题的出现，我国电子政务健康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第一，政府对电子政务的投资体制和审批方式存在明显的不足，国家对电子政务项目的投资至今仍然是多渠道投资。由于众多部门都在投资，由此引出投资的审批标准不同、专家论证的标准不同、项目监管方式和方法不同、项目成果评审和验收标准也不同。同时，由于审批结果的不确定性，造成同一个项目在不同部门同时申请和重复投资的现象。这种投资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管理混乱和资金浪费。
我国在电子政务项目审批和招投标的方式和程序上虽然有进步，但却逐渐归于基本建设工程的审批形式，出现了过程不断复杂化，有些方面甚至达到繁琐的程度。由于这种审批形式基本上违背了信息化的客观规律，因此无论怎样“改进”和无论显得如何“周到和公平”，都无法解决其中存在的不公平和不正之风问题。这是由于信息化项目比基建工程要复杂得多，它与业务有太多和太密切的联系，需要甲方全方位的参与和拥有决策权，这完全不同于基建项目招投标的情况。而当前这种由招投标决定技术方案、设备选型和承建单位的做法已经被国内外信息化实践充分证明是不可行的。
世界各国在电子政务上的投资和审批，绝大多数都是集中统一管理的。北京、广州、上海、青岛等地方政府在电子政务项目投资管理上，信息办参与项目方案的统一审批，仅仅这项管理创新，就杜绝了项目重复申请，由于标准统一，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统一投资体制对绩效考核也具有重要意义。统一的绩效考核指标会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逐步形成具有引领作用和导向价值的绩效评价标准，有助于形成推动电子政务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
第二，电子政务的内部和外部管理缺乏制度化安排和推动发展的思考。我国党政机构内部电子政务建设和管理的负责人肩负着业务与技术相结合的桥梁作用，需要既懂机关业务，又懂信息技术，并具有使之合理结合的创新思维素质，是全新的一类公务员。国内外实践证明，这类信息主管对一个机构的信息化绩效有着巨大作用，他们被赋予相应的责、权并对此承担行政和法律责任。但我国的信息主管似乎并不承担法律责任，集中体现在失败的电子政务项目无人承担责任。尽管电子政务投资规模逐年扩大，但是关于项目责任制，特别是项目责任人方面却鲜有制度化的安排。这种无项目法律责任人和项目评审专家组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状况使越是“周到和公平”的项目评审形式，就越可能成为失败项目的挡箭牌，进一步加剧和助长了不负责任的做法。投入巨大而又无人承担失败责任的项目如果进行建设，结果可想而知。我国出现了在项目方案制定上，“谁的官大听谁的”之奇怪现象。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设备性能成倍增加、信息化的门槛大幅度降低的今天，某些项目非但没有利用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便利实现电子政务和社会信息化更大规模的普及、深入和跨越式发展，反而是越来越脱离实际需求，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内部管理无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制度化缺陷不能不说是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信息化建设管理，国际上普遍实行首席信息主管（CIO）制度。尽管这种制度仍无法解决信息化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全部问题，但是首席信息主管们是承担着法律责任的信息化建设和管理者。他们职位的英文缩写又被解释为“职业生涯结束(Career is Over)”,足以说明这个职位的挑战性和高责任风险。我国台湾地区实行CIO制度，信息主管在项目招投标中拥有否决权，有权提出意见并要求重新招标;参加评审的专家同样承担法律责任，受到公众质疑时需接受检调部门的调查。缺乏责任制的管理一定是无效的管理。
在电子政务的外部管理上，近几年出现了过于侧重监管而忽视推动发展的现象。以信息安全管理为例，为了确保信息安全，各监管部门出台了许多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审批。但是不能不看到，有些资质评审标准过分侧重在“管”上，对其可行性、可操作性和科学性考虑不够，有些甚至影响到电子政务自身发展和产业发展。比如，要求IT企业“必须在党政机关有业绩”和“必须有多少千万注册资金”的资质评审条件就不够科学。“必须有业绩”这一条断绝了新生企业入市的道路，助长了出借资质赚钱等弄虚作假的风气;“必须有高额注册资金”这一条不但忽视了高科技企业的本质是技术优势，反而将曾经为政府机构服务多年的一大批高技术企业扫地出门。这些要求不但使IT企业和科技创新蒙受损失，最终受害的还将是电子政务本身。
我国信息安全的最高管理部门——中央保密委员会制定的国家信息安全指导方计是：国家推动、社会参与、全局治理、积极防御、保障发展、适度安全。我们应当深刻理解和全面落实这项重要的指导方针，毕竟保障发展才是监管的根本目的。
无论是电子政务的内部管理还是外部管理，都应当充分考虑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都应当推动产业和科技发展。近些年来，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以保护政府投资为名出现的对中标高科技企业的苛求不断升级，如苛刻的合同条款、随意不履行合同承诺、以企业垫资为先决条件等几乎成了普遍现象，严重影向了产业的发展和高科技企业的生存。为政府服务的IT系统集成企业数量在减少、规模在缩小、经营普遍不景气，不是技术实力而是公关成了企业生存的生命线。
帮助、指导和推动企业发展是政府的社会职责，不能推动IT企业发展的电子政务就不能说是成功的电子政务。我们在创新电子政务建设管理上仍然任重道远。
３创新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是电子政务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今年5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生效。全国各级政府以积极严肃的态度贯彻落实该法律，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法律的巨大作用为政府信息公开铺平了道路，六年来，我国电子政务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断出台，法律保障环境不断完善，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发展还是落后于电子政务发展的实践要求。例如，“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明确要求：开展电子政务法研究，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共享、政府网站管理、政务网络管理、电子政务项目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建设。其中，电子政务法是具有根本性和重要作用的法律。可是，从2006年2月至今，该法律的制订却少有进展。
在2007年北京举行的亚太电子政务高峰会上，法律环境建设问题作为大会主题，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肯定，惟有我国的部分与会代表对中国是否需要制定“电子政务法”持疑问和否定态度，这不禁令人万分遗憾和不解。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无不通过立法保障电子政务的发展。以韩国为例，它于2001年制定了全称为《关于“为了构建电子政府而促进行政业务电子化”的相关法律（部分修订于2003.5.15法律 6871号）》的电子政府法。这部法律分7章52条，近11000字。让我们看看韩国电子政府法所能发挥的作用，仅摘录其中几条的部分内容如下：
第二条 对本法律中使用的术语，定义如下。<修改于 2003.5.15>
“电子政府”是指通过灵活应用信息技术，实现行政机关的事务实现电子化，从而使行政机关能够有效执行行政机关之间或对国民的行政业务。
“行政机关”是指处理国会、法院、宪法裁判所、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等机构行政事务的机关、中央行政机关（包括总统所属机关以及国务总理所属机关，下同）及其所属机关、地方自治团体。
可以看到，电子政府是实现包含司法、行政、立法在内的广义政府事务的电子化。我国将e-Government意译为电子政务导致出现“电子党务”、“电子警务”、“电子公务”等概念歧义。
第四条(行政机关的职责）
负责行政革新以及电子政府构建相关的业务联系。
革新电子化对象业务的处理过程。
当行政机关接到其他行政机关提出的，信息通信网络连接、行政信息共享等电子政府的构建和运营相关协助邀请时，应该积极响应。
可以看到，电子政务是面向行政管理改革的，法律规定了部门间互联、信息共享和协同必须积极响应。
第七条（业务革新先行原则）
在需要对行政机关的业务进行电子化时，应该预先对相关业务以及业务处理过程进行革新，使其符合电子化处理的要求。
从这条可以看出业务流程创新是法律明令规定的。
第十一条（行政信息共享原则）行政机关所搜集和保留的行政信息应该与需要该信息的其他行政机关进行共享，而可以从其他行政机关获取可信赖的信息时不得另行搜集相同内容的信息。
可以看到信息共享是法律规定的，重复采集信息是法律禁止的。
第二十四条（行政机关的业务重组）
① 行政机关首长，在所管辖业务中引入信息通信技术的过程中，应该事先对现有的组织结构及业务步骤进行重组，使其符合电子化处理的需求。
② 当根据第1项中的规定进行的业务重组范围涉及与两个以上其他行政机关的业务相关联时，该行政机关首长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首长邀请协助，受到邀请的行政机关首长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必须积极响应。
③ 行政机关首长应该制定一系列法令和制度，以便根据第1项以及第2项中的规定顺利进行业务重组。
可以看到，法律明确规定电子政务最艰难的跨部门业务重组由一把手负责，并需配套相应法令和制度予以保障。跨部门业务重组完全被置于法律框架之下。
韩国的电子政府法说明，电子政务的本质是推动政府行政改革和创新，其绩效依靠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没有法律保障这些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我国六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缺少法律法规环境的保障，不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建设轨道，无论花多少钱、采用多么先进的技术，电子政务在整体上都难以统筹协调和健康发展。
４具有创新的社会效果
方能体现电子政务的核心价值
我国当前正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要求，应用系统建设要有利于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和优化组织结构，避免简单地在原有体制和业务流程基础上建设应用系统。温家宝总理明确指示：“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为公众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创造条件。”
我国许多成功的电子政务典型案例的经验充分证明了只有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建立新型的管理架构，才能使电子政务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北京市东城区的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党和国家从来就是把电子政务与政府改革创新联系在一起的。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在执行层面，甚至众多专家学者，却对电子政务只有在政府改革中才能真正发挥其核心社会价值这一国际公认的理念讳莫如深，甚至是反对和抵制。这将极大地影响我国电子政务的社会效果。
由于我国电子政务应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原有体制和业务流程基础上构建，少有创新理念和思想，致使建设的总体格局长期处于地方、部门封闭自建，特别是政府的管理环节和层次依旧，使政府办公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十分有限，且造成建设和运维成本巨大，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这种落后的建设理念，甚至对于专业化要求极高、服务范围通达全行政辖区的电子政务网络也普遍坚持独立自建。以租用裸光纤组网的方式为例，在功能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若采用网络整体外包，租用电信服务的方式至少可以比租用裸光纤方案节约经费七分之六（按2008年3月河北省政法委网络建设实施方案测算），这是多么巨大的浪费！
我国近两年全国电子政务投入超过1200亿元，竟仍有85%的经费用于硬件购置，在网络上的花费恐怕占到了相当比例。租用电信网络服务，可将财政的钱反还给社会，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自建自管网络是为政府增加固定资产，加上运维和升级换代的后续费用，全部要纳入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了行政成本。而所谓只有自建自管的网络才能保证信息安全的说法则完全不能成立。部门分头自建电子政务产生了诸多弊端，正如青岛市委、市政府计算机中心所做出的深刻总结：“按照传统政府的运行模式，分级、分部门独立构建信息化系统，甚至在一个部门内部的不同业务系统也要独立建设、独立运行，这就易于形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经济上的‘资金黑洞’、管理上的‘信息孤岛’、体制上的‘业务割据’。” 还不止于此，这种部门自建信息系统最大的弊端是难于支持政府机构改革和管理创新。这种建设模式难以支持政府职能的优化重组，会增加机构改革的难度，不可能产生创新性的社会效益。
摒弃面向机构的电子政务建设模式，建立面向政务职能的全流程、可实现业务重组的跨部门电子政务应用系统，我们才有可能建立具有创新性社会效益的电子政务体系。它必须能够支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创新，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和公众满意度，真正惠及全民。它必须能够促进政府减少管理环节和层次，结构性地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建成高效、低成本的行政管理体制。它还应能够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保证依法行政和清正廉洁。最后，它必须能够全面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切正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迫切要求。
链接一
一段历史就是一段经验
1988年3月，办公自动化在全国政府机关起步不久,时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局长、负责这项工作的刘冰清同志敏锐地发现，办公自动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政府机关一项高投入的基本建设。如果由各地政府办公厅各自建设，没有统一的协调指导，势必会出现一个个“信息孤岛”，这将影响政府办公厅高效率履行其“三服务”的职能，抵消掉办公自动化带来的成效。在征求部分地方政府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们的意见和得到国办领导的支持后，国办秘书局在山东泰安召开了“办公自动化研讨会”，与会代表由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山西、吉林、辽宁、河北等八个省、市办公厅分管办公自动化工作的负责同志及负责技术工作的处长组成。会上联合发起并成立了“全国政府办公厅系统办公自动化工作指导协调小组”。冰清同志和八个省、市负责办公自动化工作的领导同志作为指导小组成员，研究、协调、指导和决策跨地区办公自动化的重要事项。同时成立了以国办和八个省市办公厅的办公自动化建设处、室领导为成员的“技术咨询小组”，负责从技术上落实协调小组明确的建设任务。冰清同志是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并自解放以来一直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的老大姐，有着很高的威望。但是她从不以中央政府的官员自居，在她和其他几位老同志的通力合作下，她所倡导的这个非官方的协调小组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协商机制，制定了章程，规范了工作上的平等和民主程序。这种充满平等协商和充分尊重各种意见的优良作风，很快就在全国政府系统办公自动化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全国政府办公厅系统的办公自动化建设开始走向规范化、系统化和制度化。
1992年5月，在“全国政府办公厅系统办公自动化工作指导协调小组”的领导下，经“技术咨询小组”多年研讨，集体编写了“全国政府办公厅系统办公自动化规划纲要（稿）”，其政策与管理部分经国办秘书局领导进一步修改并报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以国办发[1992]25号文件形式下发全国各地区、国务院各部门。这是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第一个关于开展办公自动化建设的正式文件，其明确提出的“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促发展”的建设原则至今仍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北京组织了有八省一市及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参加的“办公自动化成果展示会”，振奋了人心，交流了经验。几乎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展会并题词鼓励。
从1993年始，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开始每年下发有关办公自动化建设的年度建设指导书，具体部署、协调、指导和规范当年的建设工作。1994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在西安召开工作会议，在会上宣布“全国政府办公厅系统办公自动化工作指导协调小组”完成了历史使命。应全国各地方政府的要求，国务院办公厅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办公厅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政府系统办公自动化协作网”，建立了理事会和技术咨询组，进一步完善了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和技术咨询组，制定并投票通过了更加完善的理事会章程和技术咨询小组章程，明确了在组建全国性的政府大型办公自动化应用项目时，在制定技术标准、实施方案，及做出行政决策的全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民主决策程序。在刘冰清同志管理思想的教诲下，国办和全国各地方政府的同志无不身临其境、身体力行、通力合作、共同奋斗，不断地发挥集体智慧，开创政府办公厅系统办公自动化工作的新局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到多年以后，许多亲历者才在后续的实践中更加深切体会到刘冰清等那一代领导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管理智慧。
六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在政府信息化过程中，创新才有出路，墨守管理上的陈规，不发挥集体智慧，再好的条件也难有建树。
链接二
韩国电子政务实践经验的借鉴
联合国于2007年在奥地利召开的“第七次‘政府创新’全球论坛”上，韩国的“电子政务业务处理系统—On-nara”（意为始终运转并向国民提供服务的国家）被誉为“全球的范例”，使韩国赢得了 “韩国是一个已经完成政府创新的代表性国家”的美誉。“On-nara 业务处理系统”是韩国为提高行政效率、责任感和透明度而进行的政府管理创新中最具代表性的电子政务项目。它以集成无缝在线服务为特征，即韩国中央政府的所有部门都是通过在线方式使用该系统。为此，韩国中央政府各部门仔细梳理了工作流程和政府职能，将48000类政府职能和工作流程无缝集成于“On-nara 业务处理系统”中，它既能适应各部门的自身业务，又能适应跨部门的协同业务。公众可以通过所有，电子化或非电子化的渠道向政府提出服务请求，并通达“On-nara 业务处理系统”。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则通过在线方式应用该系统为公众提供相应的服务。“On-nara业务处理系统”以青瓦台（总统府）的电子行政管理系统为母体，韩国所有的中央行政部门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开发，并共同使用和管理该系统。在正式投入使用后的7个月内，已有55个韩国中央部门使用该系统。正是该系统的成功开发应用，使韩国于2006年在联合国全球电子政务排名中从第15位跃升至第5位，比韩国“2003～2008电子政府发展规划”的要求提前了两年。
这项建设是在什么环境中进行的呢？
它是在韩国“总统分权化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下，通过切实的规划，即韩国“2003～2008电子政府发展规划”，在韩国“电子政府法”的法律保障下建设的。法律保证了这项规模空前的、典型的跨部门共建、共享、共用的业务系统获得成功。多部门广泛参与、发挥集体智慧，使规划提前两年圆满完成。由于跨部门、统筹集中共建而大大节约了行政成本，提高了信息资源的共享率和业务协同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有效地支持业务整合、资源优化、流程再造和机构重组。既然所有的政府职能和业务流程都被无缝集成于“On-nara 业务处理系统”之中，则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将能够通过“On-nara 业务处理系统”进行流程优化和重组。也就是说“On-nara 业务处理系统”能够持续地支撑政府的管理创新，能够适应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机构的不确定性。韩国“On-nara 业务处理系统”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创新的社会效果。这就是它被赞誉为“全球的范例”和“已经完成政府创新”的内在原因。
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已经进入了新时期。取得了良好的绩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既是党和人民的期望，又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