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工人是新的资本家　　

　　一个世纪以前，发达国家中绝大多数的人靠着一双手吃饭：务农、做仆人、做手艺人，还有很少的人在工厂工作。50年后，美国劳动力中的体力工人比例下降了一半，工厂工人所占份额最大，是劳动力总数的35％。又一个50年后的今天，只有不到1／15的美国人从事体力劳动。工人仍在就业大军中占主要成分，但比例已经下降到15％，或多或少回复到100年前的水平。　　
　　一战之前，甚至没有一个词来定义那些非体力劳动工人。"服务工人"这个词大概出现在1920年，但意思非常容易让人误解。今天，非体力劳动工人中只有少于一半的人才是真正的服务工人。在美国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中，"知识工人"是增长最快的群体，现在，知识工人在美国劳动力中的比例是1／3，超过了工厂工人。在今后20年里，这个数字在发达国家中可能会接近2／5。　　

　　"知识工业"、"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人"这些术语的年龄只有40岁，都是在1960年左右分别地被创造出来的。第一个词的创造者是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第二个词与第三个词的创造者就是笔者本人。现在，每个人都在使用它们，但是对其所包含的关于人类价值与人类行为、关于如何管理人，如何让人具备生产力、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内涵，至今仍少有人真正理解。但是，人们已经清晰地知道，正在出现的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将会与20世纪晚期的经济与社会截然不同，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知识工人，总体来说，是新的资本家。知识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源，也是惟一的稀有资源。这就意味着知识工人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仍是过去意义上的资本家：通过他们在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上的投资，他们成为知识社会中很多大型企业的股东和所有人。　　

　　有效的知识是专业化的知识。也就是说知识工人需要进入一个机构--把一系列知识工人组织在一起，并把他们的专业知识应用于一个普通的终端产品的集体。只有成为教职员工中的一员，一个最有才华的数学老师在中学里才能有效；只有存在一个能够把他的建议付诸实施的企业，一个最出色的产品开发顾问才能有效；最伟大的软件设计师需要一个硬件生产商。但是，出于同样的道理，中学需要这位数学老师；企业需要这位产品研发专家；ＰＣ制造商需要软件程序。知识工人因此将自己等同于"专业人员"而非"雇员"。知识社会是一个高级别和低级别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老板和下属的社会。　　

　　　他的和她的　　

　　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女性在劳动力中的角色。历来，女性参与的职业世界是与男性一样的。懒洋洋地呆在休息室里的一位女士即使在富裕的19世纪也是难得一见的情景。一所农场、一家手工作坊、一间小店都需要夫妻二人全力以赴。在20世纪初，一位医生只有在结婚后才能自己开业，因为他需要妻子来帮助预约、开门、拿病历、开帐单。　　

　　但是，虽然女性一直都在工作，但自古以来，她们的工作就区别于男性的工作。有男人的工作，也有女人的工作。在《圣经》中，有无数的妇女到井边打水，但没有一个男人。从来也没有过一位男性纺织工人。但是，知识工作是"男女皆宜"的，不是因为女权主义者的压力，而是因为这类工作男女可以做得一样好。据说，最初的现代知识工作是为男女两性分别设计的。教书这个职业于1794年由伊科尔·诺梅尔在巴黎发明，并被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男性职业。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南丁格尔创造发明了第二种知识职业：护理。它也曾被认为是女性职业，但在2000年，美国护理学校的学生中有2／5的人是男性。　　

　　1890年前欧洲没有女医生，但是在最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欧洲女性中，伟大的意大利教育家玛丽亚·蒙特索里曾说："我不是一位女医生；我是一位医生，碰巧是个女人。"同样的逻辑适用于所有从事知识工作的知识工人，无论他们的性别为何都是专业人员，应用同样的知识，做同样的工作，遵循同样的标准，接受同样的结果。　　

　　高级知识工人，如医生、律师、教士、科学家和教师已经出现多时，但是，知识工人最大的群体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并在二战后才正式起飞。他们是知识技术专家--虽然他们大部分的工作需要用手来做，但是薪水取决于大脑中由接受正规教育而非学徒所得的知识，他们包括Ｘ光技师、理疗医师、超声波专家、牙科专家等等。在过去30年里，医疗技术专家成为美国劳动力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英国可能也一样。

　　在未来的20年或30年里，电脑、制造、教育行业中的知识技术专家数量可能会增长更快；律师助理这类办公室技术专家也同样会激增；知识技术专家将成为发达国家劳动力的主导力量，其地位将等同于五六十年代权力达到高峰时的工会组织下的工厂工人。　　

　　关于知识工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把自己定义为"工人"，而是"专业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把大量时间花在自己并不熟练的工作上，比如把病人的床铺拉平、接听电话或整理档案，但是，在他们自己还有公众的眼里，因为有一部分工作涉及到应用正规的知识，从而获得了现在的身份感。　　

　　这样的工人有两个重要的条件：首先要接受能够让他们进入知识工作领域的正规教育；其次，为了跟上知识的更新，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接受继续教育。对于像医生、律师这类过去的高级知识专业人员，正规的教育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但对于知识技术专家，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能够提供系统的、有组织的教育。在未来几十年里，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培养知识技术专家的教育机构会快速成长，正如我们在过去已经看到的那样，有新的需要，就会出现新的机构。但是这次稍有不同的是，需要对那些已经受过良好教育、知识渊博的成年人进行继续教育。传统意义上，一旦开始工作，教育会自行停止，但在知识社会，教育永远不会停止。　　

　　知识不像传统技能那样变化缓慢。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附近有一座博物馆，里面展出了大量罗马帝国晚期的技术精湛的手艺人使用的工具，今天的手艺人一眼就可以认出它们，因为它们与他们现在使用的工具相差无几。因此，有理由假设在十七八岁学会的本事可以用上一辈子。

　　相反，知识迅速就会过时，知识工人也因此常常需要回到学校。对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行继续教育将成为明日社会的一个大的增长点，但是方式大大有别于传统，从周末的研讨会到在线培训教程，而且地点也会多种多样，从传统的大学到学生的家里。对教育、传统学校和大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信息革命，可能会对知识工人的继续教育产生更大的影响。　　

　　各类知识工人将由他们的知识来确定各自的身份。他们在介绍自己时会说"我是一个人类学家"，或者"我是一个理疗医"。他们可能会因自己为之工作的机构，无论是一所大学还是一个政府机关而感到自豪，但是他们是"在一个机构里工作"，而不是"从属于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在其他的机构里从事相同专业的人有认同感，而不是在同一机构里从事不同专业的同事。　　

　　虽然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而出现的知识意味着专业化，但知识工人在自己的领域内变数很大。他们不假思索地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从一个公司转到另一个公司，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只要他们仍呆在同样的知识领域。人们在探讨很多将知识工人留在雇佣他们的机构中的方式，但这样的企图都是徒劳的。知识工人对一个机构可能会产生归属感和舒适感，但他们的效忠对象永远是他们的专业。　　

　　知识不再分为不同的等级。一位胸外科医生的收入可能会高于一位语言治疗师，社会地位也会较高，但如果在特殊的情况下，需要让一位受到打击的受害人复原，那么语言治疗师的知识就要大大优于外科医生。这就是知识工人不再把自己视作下属而是专业人员、并希望别人也这样看待他们的原因。　　

　　钱对知识工人像对其他人一样重要，但他们决不会以此为准绳，也不会将钱视作专业表现和成就的替代品。与昨天的工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他们而言，工作是谋生的前提，而绝大多数知识工人把工作看作生活。　　

　　永远向上　　

　　知识社会是第一个不限制进取的人类社会。知识与其他的生产资料都不同，它既不能继承也不能转赠，它必须由每个人重新自行获得，而且每个人都是从相同的无知开始。　　

　　知识必须转化成可以教授的形式，这也意味着它必须具备公开性，可以被全世界的人获取。这些特点令知识社会具有巨大的可变性，任何人可以在学校里通过课程获取知识，而不必跟从一位师傅做学徒。　　

　　直到1850年，社会的可变性还微乎其微。印度的等级制度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大多数社会里，如果父亲是一位农民，儿子也一定是农民，而他的女儿则会嫁给一位农民。大体说来，仅有的变化也是向下的，常因战争、疾病、个人的不幸，或者诸如酗酒、赌博等坏习惯所导致。　　

　　即使在美国这个机会无限的国家里，进取的可能性也比人们想象的少得多。在20世纪上半叶，大部分的专业人员和经理都是专业人员和经理的后代，而不是农民、小业主、工人的后代。令美国独树一帜的并不是它具有多么大的进取空间，而是因为对比起欧洲国家，美国更鼓励与珍视进取。　　

　　知识社会对进取的接受则更进一步：它把所有阻碍这种进取的事物视为歧视。这意味着现在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功--这样的想法在以前的几代人中只能用荒谬来形容。自然，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做出杰出的成就，但还是会有大批的人做到一个不错的程度。　　

　　1958年，约翰·肯尼斯·盖尔布里斯第一次写到"富庶的社会"，这并不是指一个有很多富人的社会，或者一个富人更富的社会，而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会对财政抱有安全感的社会。在知识社会里，大批的人会拥有比财政安全更重要的感觉：社会地位，或者"社会富裕"。　　

　　成功的代价　　

　　但是，伴随知识社会的进取性一道而至的是高昂的代价：你死我活的竞争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情感创伤。有赢家的前提是输家的存在，以前的社会不是这样。一个没有土地的劳动者的儿子自己也不拥有土地，并不是他的失败。然而，在知识社会，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社会的失败。　　

　　日本的年轻人遭受失眠的痛苦，因为他们为了考试过关要在晚上去补习功课，否则，他们就不能进入自己想进的名校，也就不会找到好工作。这些压力成为学习的敌人，也为日本引以为豪的经济平等埋下了隐患，使这个国家逐渐变为富豪统治，因为只有富裕的父母可以负担得起让孩子上大学的巨额费用。其他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法国，也容忍自己的学校出现恶意竞争。这种情形在如此短的时间--不超过三四十年--出现，说明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深深地侵入知识社会。　　

　　考虑到这样的竞争，越来越多的成功的知识工人--商业经理、大学教师、博物馆馆长、医生--在40岁左右进入"平稳期"，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实现了所有能够实现的事。如果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的一切，危机就会现身。因此知识工人最好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没有竞争的生活，并培养一些严肃的、与工作无关的兴趣--比如在社区做志愿者、在地方乐队里演出或者在小城镇政府中任职。这些额外的兴趣会给他们实现自我提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