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推动下，“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一种标识，崛起于国际市场。服务外包，指的是企业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来完成原来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它不只是简单地将企业内部的工作和流程转移到外部，伴随着产业分工的继续深化，它还需逐步地发展，形成多种新兴服务，包括物流外包、软件外包、金融流程外包等。随着服务外包概念的被认知，一个满富生机和商机的博大市场出现人们眼前。然而，从“世界加工厂”到“中国服务”，我们还要走多远？期间，还有没有什么思维障碍需要我们去跨越？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服务”能否成为扩大中国外贸出口的又一个引擎?

　　郭爱军：目前，中国的服务外包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反映在国内企业对外包的需求还不是非常迫切。这与国内的市场环境密切相关。以IT产业为例，中国的大型企业基本上都在IT系统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如何来保护已有投资是这些大型企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由于担心外包会导致失去对IT系统的控制，同时国内现在还缺乏信誉非常好的专业化IT外包服务厂商，所以国内企业在外包行动上比较谨慎，更倾向于向国外发包。其次，国内IT外包服务领域还没有涌现出真正实力的服务厂商，在软件设计、动漫开发等领域仍然与国外同类服务企业有较大差距，这种种因素使得包括IT产业在内的服务国内外包仍然处于萌芽和磨合状态。而另一方面，国内外包市场对于国外服务外包企业的吸引力与日俱增。比如，埃森哲就表示对承接国内银行业务外包很有信心，而IBM、HP等大公司对承接政府和国内大企业的信息系统或服务很感兴趣。可以这样说，面对国外如火如荼的外包服务，在国内外包还波澜不兴的外表下面已经是暗潮涌动。外包的内需市场正在逐步壮大，但在国内供给方面明显不能满足其需求。

　　陈宪：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服务外包与世界的差距。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9%左右。2004年，我国仅占9.5%，印度的这一比重大约在三成左右；印度的服务贸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同处于大于1.25的水平，说明这些国家的服务贸易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的该指数仅为0.5左右。而且，2004年与1999年相比，该指数还有所下降，反映出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印度的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为11.66，中国为6.92，开放水平的差距比较明显；印度虽为低收入国家，但其计算机、信息、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占比高达66.41%，这与印度近年来大量承接服务外包，尤其是软件外包有很大关系。中国的这一占比为38.30％。另外，印度的财务会计服务、呼叫中心、保险索赔处理等项服务的发展潜力也不容小觑，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可以对中国与印度服务业发展差距作出解释的，是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水平，以及人才因素等。

　　周振华：相比之下，目前国内服务外包的市场需求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服务外包市场发展。究其原因，国内服务外包市场需求不足主要是基于体制因素制约的市场化和专业化分工程度较低。不少企业普遍存在服务内部化的倾向，没有将非核心的生产、营销、物流、培训、以及非主要框架的设计活动等分包给成本更低的企业或专业化公司来完成。特别是国有企业，甚至都缺乏业务流程重组及把非核心业务剥离出去的动力。这一“内需”不足，必将大大削弱服务外包发展的动能。因此，服务外包市场发展，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增强企业活力，强化公平竞争，促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从而启动服务外包的国内需求。根据科尔尼公司向主要跨国公司的调查以及汉申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中国在BPO目的地指数上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据其保守估计，至2010年在BPO市场占有率上，中国最高可达印度的50％，最低达20％。上海将占中国BPO市场的50％以上；目前印度承接的BPO业务已接近200亿美元，到2008年可达到500亿美元，2010年800亿美元。就此，它们预测上海至2010年，BPO（离岸外包）总产值可达80亿至2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700亿至1500亿元（不包括国内BPO产值）；按中国自身国内外包产值发展预测，将产生相当于离岸外包总产值的30-50％规模，约300亿至750亿人民币的规模。

　　李新民：上海在推进服务外包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服务外包配套服务设施尚不够健全。上海城市综合配套基础设施与服务外包业务对技术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如外商常常反映网络环境和交通设施仍不完善，服务器运行速度较慢、ADSL线路经常发生故障、中国电信的DDN专线费用太贵、交通运输不畅等等。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上海加大了打击盗版行为的力度，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工作任务仍较艰巨；二是企业规模较小，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能力有限。上海服务外包企业基本上属于中小规模，实力有限，还难以支持长期项目，也无法承接来自欧美的软件外包大单。

　　此外，上海服务外包企业目前承接的主要还是低附加值、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外包服务，如数据输入、文件管理、简单编程等，因而对上海产业升级换代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三是人才供求还存在结构性矛盾，特别是中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还比较短缺。上海人力资源比较充沛，但适合服务外包需要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还很缺乏，能培养此类人才的地方也不多。为此，很多企业只好花钱将新招来的人送到专门机构甚至国外进行业务培训；还有一些企业只好到外地或海外去寻找所需人才。如Inforsys公司，每年都要将新招来的人送到印度班加罗尔进行几个月的专门培训；四是商务成本上升过快，上海综合成本优势逐渐减弱。近年来，上海商品房价格上升很快，导致企业办公房租金大大提高，员工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加大。商务成本的上升，造成了上海原本具有的成本优势逐渐减小，一些实力有限的公司已开始向成本较低地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