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和BPO是目前软件外包领域的两大主要业务领域，虽然都叫“外包”，但BPO比ITO对外包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有更高的要求。
ITO主要包括编程、测试等软件开发工作，而BPO是指企业将自己辅助甚至关键的业务系统委托给专业服务公司，由专业服务公司按照双方协定的要求为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
海辉软件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李远明曾经形象地把整个外包产业比喻成一座金字塔，金字塔的底部向上，对外包企业的人员、技能、管理等要求逐次提高，要想到D达金字塔的顶尖，外包企业就必须达到软件能力成熟度CMM5级认证。但在向上攀升的过程中，业务的利润率逐步提高，竞争对手不断减少，市场的空间则显著放大。
显然，ITO处于金字塔的底部，而BPO则处于金字塔的顶端。类似银行贷款处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这样的关键业务系统的外包价值，将远远超过简单的软件编码外包。
“如果只做底层编码等‘下游工程’，基本没有必要去过CMM5级认证，甚至连ISO 9001都没有必要。”某位海外咨询机构负责人认为。只有通过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才有可能拿到BPO的项目，对于海辉软件等一大批急于脱胎ITO，披上BPO外衣的企业来说，其实是一个从产业金字塔底层向上不断爬升的过程。
事实上，海辉软件公司并不是少数几家期待实现从ITO到BPO跨越的中国外包企业。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军日本外包市场，传统的ITO市场已经陷入恶性竞争的困境。与此同时，欧美BPO业务开始出现向中国转移的趋势。
一个是要求不高、利润稀薄、过度竞争的市场，一个是要求严格、利润丰厚、空间巨大的市场，这种跨越对任何企业都将是一种诱惑。
寻找“印度备份”
一场寻找印度公司替代者的运动正在欧美的离岸外包产业中兴起。
一场寻找印度公司替代者的运动正在欧美的离岸外包产业中兴起。
在欧美甚至印度离岸外包产业，“中国”这两个字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它不仅代表着更低的成本，取之不尽的人才，也意味着一种新的BPO外包模式。
印度多年离岸外包已经造成外包企业人力资本的持续上升，另一方面，许多公司希望同时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进行外包选择，从而降低依赖风险。在科尔尼所发布的《2004年全球离岸外包目的地吸引力指数调查》中，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印度的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离岸外包目的地。
美国的IndyMac银行就已经开始将眼光从印度转向中国。去年，IndyMac银行将贷款处理系统外包给了印度的软件开发商;今年，这家银行正计划将其他关键的IT项目也外包出去，但他们却不想过分依赖印度—“这样的风险会让我们不安。”
像IndyMac银行这样考虑选择中国进行BPO外包服务的美国发包商已经越来越多。在他们心中，中国代表了更低的成本和取之不尽的人才。
中国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软件人才，是除了成本之外吸引发包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大多数从事外包的IT企业，比如毕博管理咨询、优集系统公司等都已经进入中国开拓外包市场;而印度的四大外包企业从2002年起也陆续在中国建立了办事处。
GE是开跨国公司离岸服务先河的公司之一。8年前，GE第一个在印度建立为美国的金融业务进行后台支持(back-office)的服务中心—“通用金融国际服务公司”(GECIS)。后来，GE相继在北美墨西哥、东欧匈牙利和中国大连建立了另外3家全球服务中心。
这四家公司按照区域，分工明确。印度主要服务美国;墨西哥服务中心负责北美。匈牙利服务中心立足欧洲。而2000年建立的大连服务中心主要为GE在日本的非银行金融业务提供后台办公室的支持，包括数据加工、财务处理、IT服务等。
GE大连是跨国公司内部外包的典型案例，也是跨国公司采用离岸外包的通常手法—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开设分、子公司来进行离岸外包，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又在质量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得到保障。
陈薇是ACS（美国联盟计算机服务公司）的副总裁。在她的履历中，在摩托罗拉人力资源部门服务的时间长达9年，但在两年前摩托罗拉将其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给ACS后，陈薇就和她的团队从摩托罗拉转到了ACS，开始以外包供应商的身份为摩托罗拉提供人力资源的外包服务。
事实上，由于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性，外包市场兴起中国热潮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外资企业在华机构的巨大IT需求。这种需求，构成了中国与印度不一样的巨大国内市场。经验、品牌加上更低的成本，能使国外的外包企业在中国找到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对于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来说，未来几年将是继大量日本ITO订单涌入后的又一发展契机。根据Gartner数据，今后五年中国的BPO市场将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
然而，面对全球BPO市场这一契机，中国的外包企业却感到有些无从下手。在“中国”概念红遍欧美离岸外包产业的时候，中国外包企业仍然有70%左右的订单主要依赖日本这一传统市场，而其中绝大部分是编程、测试等低端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