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福州、西安、深圳、杭州和大连等七大城市在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也相继成立了软件出口联盟。印度软件公司借道中国进入东亚软件外包市场使中印软件公司难以在外包上展开合作。

    30家企业“歃血为盟”
　　
    一份悬念迭生充满诱惑力的大单，姚晓清至今忘不了接单的紧张与刺激。姚是青岛易科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科德）的总经理，他今年的软件销售任务是过两千万元。
　　
    去年10月份，日本LINKS公司造访青岛。LINKS是日本一家专做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软件外包的公司。LINKS怀里揣着一份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软件外包订单，正在中国四处寻找接包者。
　　
    “这是易科德有史以来所接的最大订单，拿到这份订单，公司的销售任务就完成了一半，事实上光靠这份订单，公司就可以吃一年了。”有易科德员工这样形容这份订单的价值。
　　
    “公司技术、营销方面的人才都有，但就是没有懂日语的，这成了接单的主要障碍！”姚晓清说，眼看头顶的“绣球”就要飞向一海之隔的大连，青岛市软件园海外服务中心帮了大忙，终于使易科德如愿以偿：服务中心为易科德从别的软件企业租赁20多位日语人才，并为它培养日语人才，以使项目顺利完成。
　　
    青岛市软件园出手相助则另有原因：易科德是青岛市软件出口联盟的成员企业。
　　
    在今年3月12日，在青岛市科技局的牵头下，以青岛市软件园为平台，组织青岛市30家软件企业成立了软件出口联盟，专门针对软件外包市场。据姚晓清介绍，现在联盟的章程还在制定过程中，但联盟将为成员企业提供人才的招募（成员企业间互相租赁所需人才）和培训，统一对外形象。
　　
    “联盟类似于行业协会，成员企业相互间没有股权关系，联盟为成员企业提供的是从信息到技术支持的公共服务。”青岛软件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坚之这样界定联盟的性质。
　　
    青岛中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陶卫建是联盟主席，他介绍说，联盟的运作方式大致有三种：成员企业单独接单，独立完成项目；以龙头企业为主，由其主导控制开发，别的企业派遣人员参与开发，收取人才租赁费，这种开发模式在日本最为流行，简称日本模式；随着青岛软件规模的发展，以青岛软件园为载体承接项目（接单），再视项目情况分包给成员企业。

    八大联盟抬头
　　
    青岛市成立软件出口联盟在全国不算创新。陶卫建说，北京、上海、福州、西安、深圳、杭州和大连等七大城市在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也相继成立了软件出口联盟。
　　
    八大软件联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如雨后春笋冒出，和中国企业自2001年涉足软件外包市场以来面临的发展机遇密不可分。首先，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市场美国正在将部分项目转向中国。
　　
    李坚之分析说，印度给美国做了多年的外包，品牌做出去后，价格也水涨船高，高过中国的开发成本，美国希望除印度外有更多的选择，以利压低外包成本。″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美国IT大公司（IBM、微软和惠普等）和软件外包中介公司频繁造访中国。在项目方面，日本IBM已决定把软件外包中心转到大连，GE也将外包基地建在大连。″陶卫建说。
   　　
    据李坚之透露，中国占有优势的软件出口国是日本和韩国，“在北京，光做日本外包的企业就有150多家，以前（2001年）和美国、日本的软件企业谈外包，两年都谈不成一个项目，现在完全不同了，只要你的实力大到能承担项目，价位合适，就能拿到项目。”
　　
    但是中国企业规模偏小成为接单的软肋。陶卫建认为，国外的外包大项目比较多，一般的大项目需要的开发人员在一千人以上，有如此规模的国内企业寥若晨星，外包年收入过亿的企业屈指可数。“外包人才的缺乏是国内软件企业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单个企业很少有足够的承担外包项目的人才，企业做外包单独行动成功的几率很低。”陶卫建举例说，在联盟成立之前，青岛市软件企业面临国内企业和印度企业的双重竞争压力，在外包方面谈判成功的几乎为零。
　　
    八大联盟在运作方式上各城市有所差异，但有一点和青岛相同，即龙头企业接单之后，主导控制项目开发，视开发情况向成员企业租赁人才，这正好解决了易科德等国内许多企业的外包人才不足的心病。
　　
    姚晓清也认为，联盟的最大作用是具有人力资源的整合能力。“企业独自培养软件外包所需人才，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和风险，一方面使开发成本增加，而且短时间内也无法培养出足够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到无项目可做时，养着这些人又是一种浪费。联盟正好避免了这一缺点，通过它可以将联盟企业的外包人才结合起来。”

    “印度象”中国裹足

    国内软件企业结成出口联盟与对印度软件企业的幻想破灭有关。
　　
    印度软件业在“9·11”的冲击之下，市场形势急剧下滑，印度全国软件服务公司协会公布的数据表明，2001年～2002年度，印度软件出口的增长率从以前的50％以上下降到29％，而且还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印度国内软件消费市场严重不足，企业迫于压力开始急切拓展生存空间，具有巨大软件市场潜力的中国成为目标之一。2002年下半年起，塔塔和Infosys等印度软件企业巨头相继登陆上海，建立合资公司或研发中心，摆明要和中国企业合作。当时国内普遍看好中印IT企业的合作，认为中国是IT硬件大国，印度是软件大国，又同处亚洲有地缘优势，正好“软硬结合”。
　　
    由于担心与中国的软件技术交流可能对印度自身的软件产业造成威胁，印度议会在2002年中通过一项法案，为印中软件产业交流设置了许多障碍。在印度的报纸上，充斥着“中国对印度软件产业构成了巨大威胁”、“应该警惕中国偷窃印度软件技术”的文章。
　　
    随之而来的是，已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的Infosys也改变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策略，改为设办事处。据了解，实际上现在进入中国的印度公司大都是只设办事处，只有几个雇员在工作。业内人士认为，大多数进入中国的印度软件公司实际还处于观望状态，许多印度公司也不愿意抱着开放的心态与中国合作。
　　
    IDC最近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软件输出有44％的产值来自日本，日本IT公司是中国外包软件业的最大客源，美国则是印度最大的市场，并认为“文化、地理上的接近，使得日本公司更喜欢在中国寻找软件外包来源，而不是印度。”
　　
    印度软件公司借道中国进入东亚软件外包市场使中印软件公司难以在外包上展开合作。有业内人士指出，在印度企业的眼里，中国无非是印度软件通向日、韩市场的一座桥梁而已。印度软件巨头TCS和Satyam，都把在华的软件开发中心定位于要为全亚太地区的客户服务，日韩等国市场成为其重点。
　　
    青岛中天企划部经理董晓蔚介绍，去年公司曾到Infosys考察，Infosys看过中天资料之后，要求双方合作，但中天没有答应。陶卫建解释说：“Infosys想让中天成为它的下一级外包商，通过中天进入日、韩市场。如果和中天合作进入北美市场，中天可以考虑，进日本市场，中天有自己的优势，没有必要成为Infosys的下一级接包企业，这会使中天处于价值链末端。”
　　
    陶卫建认为，软件出口联盟解决了国内企业人力资源的短处，而联盟城市以强势的姿态去抢订单，又解决了渠道问题，没有必要在这块市场上和印度企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