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出口7亿美元到50亿美元，这个由中国政府在《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中为国产软件跨越式发展所划定的宏伟目标，如今正日益临近。
但国内软件企业却沉浸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按预定的发展速度估算，2004年国产软件将要完成的出口额将达到35亿美元。信息产业部某高官更在半公开场合表示，将按照多次2、8原则进行推算，以明确大型软件企业的“任务额度”。也就是说，这35亿美元的8成须由2成软件企业完成。以中国软件企业总数为6000家计算，则第一次2、8原则后，前1200家企业要完成28亿美元的出口；反复几次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前10大软件企业在04年要共同完成10亿美元的出口。换言之，像用友、东软、金蝶等企业，要在2004年平均实现1亿美元的出口额。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软件外包业正徘徊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政府：高调推进软件外包
回顾国产软件的历史，当年的软件汉化曾造就了一大批现在仍叱咤风云的软件企业，成为中国软件发展的一个起点。但是，中国的软件企业始终没有能够像预期的那样迅速而规模化地成长。
正如联想软件设计中心总经理韩振江所言：“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规律，凡与国际接轨的软件都没有机会，只有像财务、安全等受国家政策保护的特殊领域才能见到国产软件的身影。”
中国的软件业有些沉寂。沉寂之中，这几年声音渐强的软件外包似乎成了软件业的最大兴奋点。
“我们觉得，中国的软件行业应该可以借鉴硬件发展的模式，从代工做起，一点点从国外学习，逐步向自主制造过渡。”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国际合作部经理李劲对记者说。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国家确定了以出口为核心的行业发展战略，开始为软件外包摇旗呐喊。
制订出口退税等优惠的产业扶持政策、促成国内软件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外包合作、组建以龙头企业为中心的软件出口联盟、吸引优秀的海外软件人才，这些都只是政府部门推动软件外包的部分举措。今年年初，为落实振兴软件产业行动计划，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决定在上海、大连、深圳、天津和西安五城市建设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如果算上刚刚通过审批的北京，年内将有6个城市建成国家软件出口基地。
另一方面，在各级政府和大型跨国公司所签署的一系列合作备忘录中，软件合作正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权重。据悉，中国政府正在敦促微软公司尽快履行一项承诺，这一承诺的内容便是：在3年内向国内软件企业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外包合同。
据李劲介绍，各地政府争先恐后的举办软件峰会，组织企业出国宣传，对软件出口的热情简直可以用“前所未有”来形容。“我们北京去年赴日做了两次宣传，这和其它地方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就在这样一片“争创全国优异大软件出口基地”的隆重呼声中，软件外包被推上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然而，这种纯粹政策性的诱导正受到业界的质疑。说政府“舍本逐末”者有之，“赶鸭子上架”者有之，“拔苗助长”者亦有之。一种观点认为，软件出口对于中国软件产业水平的提高没有根本性帮助，也无助于软件企业国际化的最终解决。这一观点的立论基础是，“软件出口”主要是为国外软件公司进行加工，而加工者一般不拥有最终的软件产品和知识产权，因此这种“软件出口”不是产品和知识产权的出口而是软件劳务的出口，是一种“软件代工业”，国家信息化离不开自主的软件业发展。此外，外包业务受国外软件产业的牵制过大，就等于用别人的砖盖自己的楼，楼能不能盖好，全部要看别人肯不肯给你提供砖。
更多分析者则在肯定外包这一发展方向的同时，批评中国政府对软件外包市场的不了解。
“国家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件事，但他们并没有推到点子上。描绘出口几十亿美金的美好蓝图没有任何意义，真正重要的是弄懂软件出口的机制，加深中国企业对国际业务的了解，帮助他们提升外包业务的水平。”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说。
市场：尚未真正成型
尽管早在两年前就开始接日本过来的分包单子，也与一些国内企业有了切实的合作，但身为中国IT领头羊的联想始终对热得发烫的软件外包市场持有一丝忧虑。
“关于联想是否会在2004年进军软件外包市场，现在还无法给媒体一个确切的回答，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软件外包很可能成为中国软件企业的又一次机会。”联想软件设计中心总经理韩振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换句话说，虽然对软件外包抱有很高的期望，但联想显然还在观望。
对于软件外包而言，联想无疑是个后来者。我们不妨作此假设，如果联想正式切入软件外包业务，首先会采取怎样的进入策略呢？
“我们会从基础做起，但不可能是小公司的做法。”韩振江认为，联想若进入这一市场，会有多种介入方式，如引进人才、建立互补的合作伙伴、收购或并购软件公司、或者直接在日、韩建立office。事实上，联想已经同国内一些知名的软件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为进入外包领域作出了充分准备。而其之所以迟迟未能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市场的不成熟。
“国内的软件外包市场仍很不规范。”韩振江认为，不规范明显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业务模式主要是做客户、靠关系，私下交易多；二是履行合同不规范；三是客户低估软件价值。韩振江指出，这种不规范曾经伤害过一批软件企业(如湖南创智)，继续下去的话也会成为中国软件外包的隐患。
韩的另一大忧虑则来自印度公司。2003年，联想曾数度与印度软件公司接触，其中多半是对方找上门来的。联想开始很高兴，觉得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印度软件公司在国际上的声誉拿到欧美的外包单子。但事与愿违，印度公司找到联想的目的却是想通过其在国内的声誉拿到中国的外包单子。如此一来，双方显然谈不到一块去。联想此时也意识到，如果自己做外包，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国内企业，而是印度软件公司和IBM等跨国企业。因为国内外包市场还未达到竞争白热化的程度，大家都能有饭吃。但国内企业同上述公司的差距却很大，竞争起来很吃亏。
事实是，印度公司已经在觊觎着日韩及中国的软件外包市场。据业内人士透露，已有印度软件企业想要收购国内的行业软件公司，谋取中国这一尚处在起步阶段的软件外包市场。又有消息称，威海的软件园刚一成立，就有大批的印度公司蜂拥而至，虎视耽耽着日韩的外包单子。吃着欧美的，盯着日韩的，不惜跨过大半个亚洲来抢生意，这对中国软件企业来说的确不是个好消息。
对联想而言，如果进入软件外包领域，要面对的恐怕还不止这些。联想软件设计中心一直在联想集团中扮演着幕后英雄的角色，主要为集团内各业务群组提供软件研发方面的技术支持。也就是说，集团一直把软件设计中心当作一个支持、后勤中心，而非利润、业务中心来考量的。一旦做软件外包，在角色以及内部结构、人员上都要做重大调整。联想面临的这一问题也是很多意图进入外包市场的IT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
与联想相比，去年年底刚对外宣布跨过外包这道门槛的用友也显得并不轻松。
“用友一直在探索国际化的道路。但要把我们的ERP软件卖到欧美去似乎还不现实，于是我们选择了软件代工。”用友软件工程公司总裁邵凯说。
据邵凯介绍，产生做软件外包的想法是在2001年底、2002年初。当时外包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用友又刚刚上市，面临着“钱怎么花”的问题，于是决定进军外包领域。2002年6月，用友就已在上海成立了用友软件资源公司，共17个人，有很多海外回来的开发人员。但当时的做法没有太多用友的痕迹，缺乏特色，因此发展不甚理想。“我们认识到做外包绝不是简单的投钱，必须有系统的规划，遂于2002年底重新制订了战略。”
此前，邵凯一直负责软件产品研发方面的工作，因此他在接手这项新任务的时候对外包的概念都还很模糊。“公司派我去美国呆了一个季度，并度过了第一个在国外的春节。在美国，我参加了斯坦福大学的高管培训，旁听了许多关于软件外包方面的讲座，但心里还是没什么底。”同时，邵在遥控上海的软件资源公司，直接促成了该公司转型为总公司(用友工程)的开发中心，扩充人员至50人，并招入了一批日语人才，专门面向日本市场。
迫使他做出转型决定的，是外包市场无奈的现实。在国际外包业务中，仅美国市场就占了大约70%的份额，但这一领域已几乎被印度公司所把持。而欧洲市场又有爱尔兰、以色列等强敌盘踞，中国的软件公司大多只能挤在一条船上，争夺从日韩过来的转包单子。据统计，大约有2000多家国内软件公司从事对日软件外包业务。“美国人还在怀疑中国，在研究中国；而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已经得出了结论，他们明确地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因此，我们以日本为主攻方向，欧美次之，同时巩固国内阵地。”目前，用友一半的单子来自日本，一半在国内，只有少数来自欧美。
更令邵颇为感慨的是，中国软件企业还游走在外包的下游甚至是最末端。日本的单子虽多，但多是经过数次分拆和转手的，留给中国的只剩下一些coding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是现在对日业务的主流。即便有公司能够接欧美的单子，做的也多是诸如软件测试甚至数据录入这样的力气活，难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国内只有极少数公司能够上升到系统规划的层次。他们要么做外包有很长历史(如东软)，要么有很大规模(如Necas)。即便是这样，也始终未能达到高端咨询的层次。而在印度，这样的公司已不鲜见。”
相较之下，国内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端市场，一些SI、ISV所开发的定制化软件已经深入业务内部，并到达了整体系统规划的高度。但，与联想相似的顾虑是，国内的软件外包市场缺乏规则。“用户对自己的需求就不太明确，发包方的操作不标准，接包商能力有限，双方的沟通成本也比较高。”用友工程公司高级销售经理周涛告诉记者。
联想、用友等本土企业对中国软件外包业的看法和态度，还只是折射出了这个市场的冰山一角。
如前文所述，中国软件外包业具有不规范、低水平劳作、依赖日本市场等特点，而在这些特点背后所隐藏的种种因素，我们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规模。
因为没有规模，国内软件企业欠缺科学化的项目管理流程，因而造成了成本的提高；因为没有规模，国内的小公司根本无力承接动辄需要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开发的大项目；因为没有规模，国内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出口龙头企业，软件出口联盟也就难见成效；因为没有规模，软件外包的行业整合度极低，无法形成纵向分工的产业特质。
国内软件企业数量虽多，但大部分规模较小；而一些通用软件厂商虽然品牌很大，业务收益却无法提升。由于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追求短期利益的功利趋向十分明显，面对具有明显市场机遇的产品便会蜂涌而上。一些软件厂商只得进军目前“有利可图”的有效市场，集成业务热火时就做集成，企业信息化大潮时就抢单企业级用户，对有开发或市场开拓难度的产品则退避三舍。这导致了产品种类单一，低水平竞争和产品质量不高等问题，不利于软件公司的长期战略性发展。
“很多人把中国企业无法打开欧美市场归咎于语言，其实语言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目前仍然很少有企业能够达到承揽国际项目所需的严格的内部流程及质量控制。”某业内人士说。
一位专家指出，中国之所以少有企业能触及外包的高端市场，很大程度上在于缺少懂business的人。而要获得这些人才不能光靠“请进来”，还要“走出去”，投入财力去培养。
“中国政府及本土企业未能向软件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这阻碍了该行业的发展，并导致企业很难获得承接海外客户大型项目所需的技能。”
一边是踌躇满志而又想一步登天的政府，另一边却是刚刚破壳而出的企业和远未成熟的市场环境，中国的软件外包业正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