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走到湖北，田同生先生无意间买了份《楚天都市报》，于是有了他新一篇文章《假如武汉电信有了CRM》，坐在国际大厦3层的宽敞的休息室里，他还抑制不住要说些什么“一张假身份证在武汉市的同一个地点报装了48部电话。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漏洞。”而事实就这么发生了……

    香港和内地不法人员勾结，用一张假身份证在武汉市的同一个地点，同时通过中国电信武汉公司报装了48部电话。接着这些不法之徒，通过非法架设卫星接收设备，将经由美国打往越南、古巴的国际长途电话，转接到这48部电话上，导致该公司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形成了560万的无主话费。

    看似容易察觉的犯罪，事实上，就在我们身边不断发生，由于少数工作人员的疏忽，或者无警觉管理意识，正在给公司，甚至国家资产造成损失。在田先生的文章中，假想了一下，如果武汉电信有了CRM系统，对客户在销售、营销和服务的各个阶段的过程信息进行优化，不说能通过细致的管理为客户制订什么一对一的个性方案，提高他的价值贡献。至少可以在系统中自动限制同一客户开通电话的数量。

    当一个客户拿着身份证去开通电话时，系统会给出他的历史资料，如果已经装过一部，而且不欠费，再装一部或几部，有充足的理由也是可以通过系统的。电信应该为每级人员设置一定的权限，根据历史的资料算出武汉正常情况下，一张身份证平均开通的电话数量，为营业厅人员设置权限，可能是两部，也可能是五部，超过后，由更高一级的人员做一些更复杂的核实，那么这样的事就会大大减少。同时报装48部，对于一张假身份证，没有任何历史资料的情况下，这肯定大大超过武汉地区一张身份证开通电话的数量。对于这样的客户，使用和普通客户一样的审核标准，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如果有了相应的信息系统，业务全部透明了，即使营业员自己犯罪也是不行的，因为没有权限。

    随着高技术的发展，人脑智商的提高，企业内部犯罪比例提高，而相应的也必须用高科技手段避免这种犯罪。

    2001年11月1号的《法制日报》报道了前一天10月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处主任石巧玲因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巨额公款千万余元，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石巧玲的犯罪同样是在钻医院管理的空子，而不同的是医院不是没有管理系统，而是没有坚决地执行下去。

    石巧玲犯罪有两种手段：一是截留病人每日住院预交金，不上报，私藏收据；二是编造假退款单，冒领病人退费。这两种手段都是盗用病人住院预交金，反映到财务账中便是病人住院预交金余额不实，即这笔本应暂存银行的病人住院预付款余额异常地减少，逐月地减少。

    其实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处早就有了信息化系统，然而石以影响效率为由，坚持使用手工办理预交金，也就是这点，为石的贪污提供了可能。

    再设想一下，任何一笔预交金都是通过电脑系统，收条也是电脑打印给交费人的，一切信息都是公开的，每日查核的，截留款项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即使他们通过篡改系统的信息来完成犯罪，一方面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也会更容易被系统管理人员发现，像今天，石这样从96年1月至99年12月犯罪近四年的时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武汉电信没有系统给了犯罪者漏洞，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没有坚决贯穿信息化带来了更大的“黑洞”。

    信息化提供有权限地共享企业内部资源帮助Sales营销，帮助财务人员做帐的同时，必要的监督机制也悄然展开。一些一线使用人员，一再向老板抱怨信息化为他们增添了工作的同时，老板们有没有想过，信息化正在为企业安全运营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