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相异的成长环境
企业级软件从产生之初就是为提升组织的管理效率而服务的。半个多世纪美国软件应用的演变证明，有什么样的市场、管理与技术环境，就有什么样的软件应用模式。因此，我们无法回避产业成长环境。
第一，快速变化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的最鲜明特点。
如今，整个中国正处在变化的洪流中。变化以及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这个国家带给人们的最大想像。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使得电信、金融、政府等关键行业的企业级应用需求都在不断变迁，来自市场、管理、技术等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组织对变化环境的不断适应就成为当前中国企业应用不得不面对的鲜明现实。
第二，人的因素所导致的普遍的较低管理水平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的另一个现实。
中国的商业文化产生于农耕经济，这一点与美国成熟的现代商业文化的源头不同。中国商业文化一直以均贫富为制约；而且传统文化中基于道德伦理的制约导致了私人财富积累的不合理性；并造成企业主天生依附政府的非独立性格。从文化角度溯源，中国真正独立的商业文化历史非常短暂，由此导致市场参与者不成熟，市场地域分割严重，市场竞争普遍无序。
商业文化影响组织的管理文化与管理体系。相较西方二百多年的大工业发展的管理体系积累，中国几乎算是从大农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迅速迈进，企业管理者在短短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是“填鸭式”的管理积累；管理工具更多是移植；管理理论更多是“美国模式”或者“日本模式”。现实与历史因素造成很多中国企业普遍的基础管理缺失—— 比如，很多生产型企业没有统一的产品编码，同样的物料在A库叫甲，在B库叫乙；而一些集团型企业的供应商信息都无法共享，会计科目没有统一，集中处理应付账款何其困难，所谓徒有“集团”其名，没有“集团”其实。可以说，类似A、B、C一样的基础管理的缺乏成为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普遍现象。
当管理变革问题的核心其实在于如何改变组织中人们的行为时，普遍的较低水平的管理能力就成为制约企业级软件向更高阶段演进的阻力，这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第三，电信、银行等大规模市场与组织导致的大规模应用也是软件中国产业环境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方面是数量庞大的增长用户，另一方面是企业本身也渐趋成为大规模组织。或因国家力量导致电信、银行、石化等大规模经济组织形成；或为市场竞争激烈，若干中小型企业联盟，共同合并成为大规模组织；或为降低边际成本，企业成立之初即做巨额投资，成为大规模组织。大规模组织往往附属机构遍布，员工人数逾万，对内面对沟通不畅、决策缓慢、权责混淆、本位主义等弊病，对外更是面对客户数量庞大、企业组织不断外延、全球化竞争等挑战。可以说，以电信、银行等为代表的大规模应用时代已经来到中国，它成为考察中国企业级关键应用时也必须兼顾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四，新兴的互联网技术让软件中国的IT起点反倒很高。
互联网以及它所代表的电子商务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并且爆发了许多奇迹。它加速了规模定制经济的飞速发展；它使得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可以说，互联网让中国与美国在网络技术地起跑线上，站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是，由于短暂的软件应用历史，使得中国没有像美国一样形成大量的IT遗产系统。在相对新兴的企业级软件应用中，中国可以更纯粹地部署面向互联网架构的应用体系。这让软件中国在IT起点上反倒有了机会成本上的优势。
事实上，影响中国企业级软件成长的产业环境因素还有很多，这里仅通过对一些关键脉络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辨析和认识。
关于ERP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来自美国的ERP等套装软件就开始在中国应用实践。在此之后的20多年间，系统实施过ERP的中国企业达2600多家。但直到上世纪末，中国仍难以找到ERP完全成功的范例。最近几年，ERP软件的本土化进程加快，“水土不服”问题得到一定改善，一批国内软件商开始成长，再加上政府的推动，ERP的成功率开始上升，出现了一些鲜活的应用案例。即使如此，当前ERP的总体成功率依然不足30%。
有管理专家认为，这些套装软件之所以在中国失败居多，并不在于软件产品本身，而是往往取决于产品之外的非技术因素。也有咨询公司认为，那些操作层面的问题——比如ERP的实施计划没有生命力、比如企业组织没有发挥信息整合的威力等，才是导致它们失败的祸首。这些基于表象的对ERP等套装软件失败原因的分析，都忽略了对那些影响软件实施的中国产业环境的判断。
多变的竞争环境、进步中的管理体系、庞大的用户量，以及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兴业务模式和互联网的全新机会，造成中国区别于美国的软件应用需求特点——基础建设与优化整合并行；规模庞大与精细耕作并行；简单应用与复杂应用并行。更重要地是，快速进步的中国需要在软件管理应用的概念跨度、时间跨度、空间跨度上，都需要把美国企业在半个世纪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信息化基础建设，业务流程和管理调整，以及它们的发展和提高 “夹生”地放在一起解决。它缺乏像美国一样的“自然演化”，同时还要与中国软件产业的成长现实不断抗衡。套装软件集成了“先进管理经验”，但企业组织的管理水平绝不仅仅是一个套装软件就能解决的。企业应用水平与软件技术水平之间横亘了一条天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套装软件的应用，尤其是大多数粗放经营的企业来讲，成功实施几乎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们不出问题是特例，出问题却是必然。一方面是速度惊人的IT发展，一方面是与理想相背离的应用现实，成长中的软件中国呈现出与软件美国先行者们完全不同的状态。
中国需要“积木”？
中国所具有的这些难以忽略的独特国情，让软件中国无法简单的选择先行者美国的道路。作为在软件应用上新兴的国家，它必须要寻找一种能够真正适合自己特点、同时又满足未来需求的新模式软件。
首先，在快速变化的企业环境中，通过“积木”式的新模式积累企业知识，稳定发展企业级应用系统。要么是实现一定功能的巨“应用程序”，要么是面向技术的大“解决方案”，传统企业的IT应用从来就没有摆脱过这些满足特定功能的技术束缚。事实上，企业IT架构环境中的单个“梅花桩”应用程序是无法包容用户业务的各种需求的——CRM、SCM、BI、人事、财务、行政等软件系统。无论它们是套装，还是定制，都是从某个孤立的商业视角出发的——它们从门缝里去看一个企业，主观地将企业的组织行为设定在一个个的按行为切面划分的职能单位中。这种以梅花桩应用程序为中心的企业应用模型，迫使用户将其跨部门的“业务能力”局限为行为切面的“应用程序能力”。即使是一个大型的ERP解决方案，仍然不能满足这个缺口。面对不断膨胀、变化的需求，ERP都会变得手足无措，它们只能通过不断地开发新应用、扩展现有应用程序来艰难地支撑其现有的业务需求。
在中国，面对普遍的快速变化的企业环境，以及低水平的应用现实，更有效地解决企业今天的问题，企业组织需要更“多”更 “小”的“积木”来实现业务功能。“积木”式的新软件模式通过将注意力放在一个个真正表达企业业务的“功能点”上，并形成一个个相互独立，却又具有一定完备性的软件“积木库”上，最终实现完整的、强壮的企业级商业功能，驱动企业管理目标的实现。
适应于美国应用环境的SOA强调对旧有服务与现有服务的继承，鼓励用可替代的方法来将旧有、现有，以及未来的服务联系起来，从而仅通过调整原有服务模式，节省了那些被迫进行的大规模应用代码的开发。与美国相比，中国相对短暂的软件应用历史并没有形成像美国一样的大量遗产系统，这使得中国在部署面向服务的下一代企业应用时，可以从容地去考虑如何更好地实现对“业务功能”的支持。
其次，为更好满足中国企业“随需应变”的发展需求，“积木式的”新模式软件应该是流程驱动的。当企业应用的重点从“职能管理”向企业“流程管理”转移时，企业组织运行的真实面貌才被还原了——是企业流程（Enterprise Process）贯穿了企业框架内部，并赋予业务模型里的“职能单位”以生命，更加清晰地定义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一个高效的企业应该是合适的“业务流程”的集合，尤其对于中国，普遍的现代基础管理缺失、粗放经营的业务行为表现都可因合适的“业务流程”的存在而趋于合理。
美国模式下的“套装软件”在产品结构上表现僵化、难以适应更频繁充分的变化需求。从代码级开始为企业量身开发“定制软件”是另一种产品交付模式。它同样从代码级做起，需要经历大量重复性的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和维护工作。漫长的生产周期，不确定的变化的客户需求，往往导致它不得不经常面对“建成即是闲置”的尴尬。而 “积木”式的软件模块化结构，用“流程”来表达“业务功能点”之间的耦合关系，自然形成了低度耦合的软件模块，这与强调流程驱动、随需应变的中国对企业级软件的需求是一致的。另外，软件流程的可视化也可实现对随需应变的更好响应。一个设计良好、易于管理的软件架构应该是可视的，实现流程可视化的软件管理变成了未来“随需应变”的软件新模式必须面对的问题。
再次，为更好地以客户为中心实现协同服务，“积木式”新模式软件应该可实现软件间的互联互通。以价值链为核心的竞争对未来企业的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挑战。当企业组织的概念已开始逐渐外延，成为一个涵盖了供应商、客户以及各种合作伙伴的虚拟组织后，企业将越来越多地要求实现跨部门、跨企业，以客户为中心的协作服务。
尤其在中国，那些分布在电信、金融等领域的关键企业，由于全球化、技术革命与市场改革的催化，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对大规模应用处理的需求。即使是一些传统的企业，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也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开始接触成千上万的顾客。这些对大规模应用处理能力的支持需求，也需要企业软件应用能够更好地实现对以大规模客户为中心的协作服务。
适应中国现实管理水平的是那些分布在企业组织中的一个个更多更小的软件。这些小软件更好的支持了商业功能与流程，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兴盛、Web Services规范的成熟、XML语言的标准化等等，都使得这些小软件之间更容易实现互联互通，相互对话，并最终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满足强大应用需求的企业级系统，驱动管理目标的实现。最后，为更好地迎接未来，“积木式”新模式软件应该是面向互联网部署的，并且是可复用的。
与美国不同的是，一夜兴起的互联网让中国有机会从一开始就直接部署面向互联网的企业应用。一方面，中国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互联网技术也带给它许多先天的应用优势；另一方面，未来企业的“独立应用”将不复存在，那些来自横向部门间的互动、企业间的实时交流、业务规则的灵活变化、以及渠道的多样交互等等，都要求适应于中国的新软件模式必须是架构于互联网技术的。
同时，为更好的面向未来，在软件内部结构上，新软件模式应该是可复用的。在软件应用领域，低层次的重复建设问题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事情，这些不断被“重复发明的轮子”不仅仅耗费着企业的成本，还为应用系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隐患。
要获得稳定可靠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要重用那些经过多次验证的软件成果，建立良好的软件复用机制。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对以往的软件程序进行复用，还包括那些与软件相关的计划书、需求分析、源程序等的复用。新软件模式中复用机制的建立，将极大的降低软件开发的成本，并且在客户以后持续的使用中，很好地保护既有的IT投资。
对比研究美国与中国的情况后，我们发现，软件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是——如何在一个极具变化的市场、管理、组织环
境中，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便宜的技术条件下，通过合理模式的部署，适应人们较低的应用水平，去满足迅速变化市场的需求（包括大规模应用需求）。这样的问题是美国所没有经历过。它作为一个课题，清晰而沉重地摆在了今天软件中国的面前。当我们已经洞悉变化中国的市场需要怎样特点的新软件模式时不禁要问——那颗真正适合中国特点，技术上可以实现，并有后发优势的软件“银弹”又在哪里？
面向构件是一种选择
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软件。按照世界公认的软件界领导、信息战略家Alan W. Brown说法：“如果要在企业级软件开发中取胜，就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基于构件的方法。而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的企业级软件解决方案是必须基于构件的。”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中，构件成为进行软件开发、复用和组装的“积木”和基本单元。一个构件可以有一百行代码、也可以有一千行代码。这时候，一个软件的构成就被重新定义了，它不再是由一行行的代码来描述，而变成是一个个具有独立功能构件的集合了。
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下，“业务”作为一个个复合的逻辑，可以被粒度更小的构件描述出来。虽然复合后的业务不断地变化，我们发现那些粒度更小的构件却是很稳定的。这时候，那些描述“业务功能点”的构件可以被更灵活地调用、重置和复用。这样就避免了传统大型企业系统的周期长、代价高等缺憾，降低了应用闲置的几率，最大程度地消除了容易出现的信息孤岛和IT黑洞。这时候，软件不再被按职能不同而简单地划分为ERP、CRM、BI、或人事、财务、行政等管理软件。软件即是构件化的组织，构件化的组织即是软件。软件随组织而动，组织因软件而变得敏捷。这时候，在对业务的支持中，相较那些打包了遗产系统的SOA，面向构件的方法用可视化的表达、粒度更小的构件，更纯粹地描述了业务逻辑，从而也更加适合作为新兴市场的中国企业应用。
今天，随着那些整合了互联网上信息资源与服务的Web Service规范的成熟、XML语言的统一，以及像Microsoft的COM+、Sun的EJB和J2EE等构件模型的标准制定，甚至随着摩尔定律推动计算资源的极大便宜，面向构件方法在技术储备上已经完全成熟。面向构件在数据格式、通讯机制、软件结构间的标准建立，使得那些分布在企业组织内外部的各种各样描述“业务功能”的小型软件之间，轻松实现集成。它们间的衔接像流动的空气一样自然，与目前软件美国兴盛的企业应用集成（EAI）——将孤立的“梅花桩”融合在一起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中，软件代码层被永久地屏蔽了，软件架构师和程序员可以跳出传统开发模式的局限，在一个图形化的界面中通过拖拽和连线就来完成开发。这时候，原来的不可管理的软件“黑盒子”变成了易于管理的“白盒子”。在一定意义上，软件通过构件组装的图形化实现了“零”编程。图形化的开发过程让软件可以被“画”出来。这时的软件无论从结构上、形式上还是开发过程上都堪称“简洁而美”。可以说，这种通过可视化而实现的图形化“编程”，不仅让软件在结构上更容易随需应变，而且在软件开发、管理与维护成本上都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那些满足企业应用的软件系统不再是昂贵的庞然大物，它可以是适用的，而且是便宜的。（作者刘亚东博士现任Primeton（普元）软件公司董事长兼CEO，是AsiaInfo（亚信）公司创始人之一，曾任亚信公司首席运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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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构件是美国在痛定思痛后作出的选择
今天，那些美国公司的代表们——比如，惠而浦公司的挑战是如何经济、高效地实现对17000个客户端和700台分布式服务器组成的复杂异构环境的管理。WellChoice公司的挑战是如何通过改造IT基础设施，将保费从“固定价格”模式转向“按需支付”模式，费用降低40%，美国运通公司的挑战则是如何提高全球技术基础设施的性能和效率，实现节约，并使公司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
如何实现真正的随需应变？即使是在稳定的商业与管理环境下，美国公司的头脑们也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并且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真正的随需应变才是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源泉，才是未来企业竞争力最重要的表现。
当“变”就是竞争力时，那些昂贵的历史遗产系统必将成为美国企业管理进步不得不面对的“障碍”。那些遗产怪兽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而且现在仍在发挥作用。但若要做到真正的“随需应变”，从根本上解决“变”的竞争力问题，唯有以面向构件的方法更充分、更彻底地去实现。
实质上，构件就是各种通用知识和业务知识的封装和复用。在不断变化、日新月异的知识范畴中，面向构件找到了一个可以固化软件知识的结构，即通过构件为人类建立有效积累和复用知识资源的途径。在面向构件的体系下，软件知识的生产和质量得以改善，软件财富得以有效积累，并最终帮助更好地实现社会知识的管理与社会知识的创新。
因此说，从社会层面讲，基于标准构件的技术有利于构建未来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体系。这一美好人类知识蓝图的实现需要社会各行各业长期、持续、大量的投入，尤其是在人力资源的投入上，将会以数以万亿美元来计。由于中国在此方面有着更佳性价比的人力成本优势、有着对适应“变化”的软件的特殊市场需求，有着庞大市场规模所带来的几乎无止境的消费潜力，我们预计它将成为这一构件化社会知识体系的非常好的实践场所，进而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这一体系的先行者和输出者。
在全球软件的沿革中，美国一直以它先锋性的开拓和引导作用，牢牢地占据了世界软件的领导地位。无论在数据库、操作系统、还是业务支撑软件、甚至高端应用软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只能是它们的使用者，而非生产者。“我们付出的市场资源越多，距离关键技术就越远。”中国软件专家如此疾呼。无论从国家安全还是产业利益角度，中国都需要一场场在软件领域的胜利突围。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现实让我们警醒，在不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对基础软件领域内的任何突围都艰难异常。
正像20年前的思科以IP作为利剑划破了传统通信市场的帷幕。今天的软件中国市场同样需要一把合适的利剑，举向这场被美国软件巨头们笼盖的严严实实的大幕。面向构件生逢其时，在天时、地利、人和俱佳的趋势下，恰恰是它将最终承担起这场挑战软件美国的重任。
缘于互联网的大规模兴起，软件技术的标准化，以及计算资源价格的迅速下降，面向构件应势而生。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不断变迁的商业市场、参差不齐的管理水平、以及高起点的IT应用水平等环境下，面向构件更是如鱼得水，能够以更佳的表现帮助中国实现更彻底的随需应变。同时，大量更佳性价比的中国社会智力资源，也使得中国在未来构件化知识社会的形成方面成本优势明显。这些优势都将让软件中国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在稳定的商业环境、管理技术条件中，尤其在沉重的IT遗产系统包袱重压下，在对强调随需应变的面向构件技术和产品应用上，将会远远落后于中国。这将成为中国在未来的企业级应用软件市场中，挑战多年来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机会。(计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