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签好这份外包合同,我们花了足足9个月的时间。”翻看着将近两厘米厚的外包合同,秦彤感慨道。
外包后,CIO更需要具备了解整个IT行业的能力,以及建立完善的企业IT核心竞争力、价值体系的能力,否则CIO只能被外包商牵着鼻子走
秦彤,现任杜邦亚太信息咨讯经理。2002年,他带领团队用9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了对IT战略外包的调研,包括对外包服务商的评估、对外包方案和管理标准的论证,最终制定出了适合亚太区跨国家(地区)、多语种、多文化的外包解决方案。2003年上半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杜邦亚太区15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完成了呼叫支持中心、桌面电脑支持及管理、服务器支持管理、网络及通信管理服务的IT战略外包。杜邦成为国内较早尝试IT战略外包的企业。
“外包服务让我们在应对忽然的业务调整时,更有弹性,我们不用再担心在关键时刻得不到IT支持。我们需要具备非常先进技术的合作伙伴支持我们未来的发展。” 杜邦全球CIO Bob Ridout表示。
磨刀不误砍柴工
2002年是杜邦亚太经过精心选择确定的外包时间,这个时间距离杜邦北美及欧洲等开展IT战略外包有3年多。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开始在亚太区推广IT外包,秦彤道出了其中缘由:“概括两点,IT外包需要成熟的外包商,更需要我们自己成熟。那一年,我们具备了这两个IT外包成功的必要条件。”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艾尔萨冈多的CSC公司(Computer Sciences Corporation)在外包领域拥有充足的经验,其大部分客户是世界500强企业,杜邦也是它的客户。但为了避免风险,杜邦总部并没有急切地让CSC同时在北美、欧洲、亚太实施IT外包,而是策略性地选择IT管理成熟度最高的美国总部开始实行外包,其次是欧洲。而对于IT管理相对较弱、外包服务市场相对落后的中国及其他亚太地区,他们一直在耐心等候外包时机的成熟。
“外包商的能力对于外包的成败非常重要,他们对我们的意义不是0就是1,没有折中选择,只有达到标准才可以用,决不能凑合。当时,国内的外包商还十分不成熟,他们不能给我们提供与美国等地相同标准的服务。”秦彤说。与此同时,杜邦亚太内部也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IT模式支撑外包,外包的内外部条件都不具备。
但秦彤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坐等时机成熟,而是积极营造成熟的外包条件。因此在2003年前的3年时间内,杜邦亚太都在进行IT结构治理。他们将各个子公司或工厂的IT部门进行功能划分,明确定义出桌面服务、服务器维护等岗位,将能外包的岗位和不能外包的岗位明显地划分开来。
无独有偶,摩托罗拉2003年也开始全面进行IT战略外包。此前的两三年里,摩托罗拉在全球采取了同杜邦亚太极为相似的做法:在企业内部进行持续的IT部门整合工作,他们先将全球各工厂和事业部的网络基础服务整合在一起,并成立了相应部门运维全集团的网络基础设施;随后,又对服务器运维等工作进行了整合,也成立了相应部门专职负责;与此同时,收回了各事业部的相关资产和人员,各事业部仅剩下应用系统开发、ERP运维等与应用系统相关的IT人员。
为了保证战略IT外包的成功,杜邦和摩托罗拉的外包过程非常循规蹈矩。但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事后证明它们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在外包前梳理自身IT模式的工作物有所值,这么做极大地提高了外包的成功几率。2003年,杜邦亚太在同CSC正式签订外包合同后,外包范围内的人员、资产都非常顺利地外包出去,没有造成任何内部混乱。
合同是关键
合同是IT外包这一商业活动的付款依据,CIO能否与外包商签订一份高质量的合同对外包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据CSC公司市场人员说,他们的很多全球外包合同都有一尺多厚。合同的厚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重要性。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如何建立外包服务模式并使之标准化上。”之所以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和时间制订合同、确立标准,并把服务指标一一量化,秦彤认为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保证IT外包的质量,并且能够对外包商的绩效进行有效管理和监控,不能听之任之、随波逐流,否则最终牺牲的只能是我们的使用质量和满意度”。
对于杜邦而言,衡量外包服务商的标准机制不是简单指外包商派出了多少人,而是量化地衡量他们的服务。因此,它在合同中明确地定义出了合理的服务等级、模式和及时服务的含义,并进行分门别类地界定,如什么类别、等级的服务需求应该用哪种模式,在多少时间内完成,而不是笼统地说“提供及时服务”。“CIO只有定义出具体的衡量标准,今后才能有管理和评估外包服务商绩效的能力和资格。”秦彤强调道。
目前,国内一些CIO之所以认为外包风险大,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们对衡量外包商服务的标准不十分清楚,也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外包管理方法。一旦将IT系统外包出去,笼统地合同往往对自己不利,容易造成“过分”外包的局面——把对IT技术评估及管理(Life Cycle Management)等企业的IT核心竞争力让外包商掌控住。这容易让企业和CIO无法知道什么技术在何时引进才最适合自身的需求,在新技术引进和成本管理上往往陷于被动,造成外包“失控”。
因此,CIO应该先从细化衡量服务的标准、制定严谨的商业合同入手,在拥有与外包商谈判的资本后,再走外包之路也不迟。
自我提升
“自我提升”不仅在外包准备期,在实施外包后,它仍然是很多CIO的必修课。
对神州数码信息化管理部总经理郑小维而言,由于公司当时IT外包的决定非常突然,她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内部为IT外包做准备。2002年初,神码决策层决定让公司内部3个IT服务事业部转型为IT外包服务商,并从集团自身的IT系统外包做起,既而拓展对外的IT运维、服务业务。
于是,2002年初,一夜之间,神码拥有近百名员工的IT职能部门被分拆成3部分,分别归入到不同的业务部门,集团只保留一个精干的IT规划与运营管理部门(即信息化管理部)。面对突如其来的IT外包决定,郑小维不得不面对5大难题:变革期如何保持IT稳定、公司IT能力如何保持不衰减、如何重构IT业务运作模式、外包业务如何管理、本部门如何快速转型。
由于没有富有经验的外包商参与,神州数码的IT部门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实践经验边补课边解决所有问题。郑小维开始在神码的IT部门内部引入IT服务管理的ITIL体系,并且激励外包商共同学习;她还成立了IT运营管理部,分别针对网络运维商、OA应用运维服务商、ERP应用运维服务商配置专门的人员;制定了外包模式下,IT部门的业务范围及职责、IT业务运作流程以及IT部门与企业员工的协同工作机制等。很快,神码的IT运作模式就从职能模式转变为外包模式,初步形成了有神码特色的IT治理结构。
3年来,神码的信息化管理部总结出了大量具有自身管理特色的外包经验,并且写成文档放入企业的知识管理数据库。如今,他们当初面临的5大难题一一得以化解,神码的IT成本降低20%左右,员工满意度也得到了提高。
“想要求外包商做的事,自己必须是内行。”郑小维说。对此,秦彤也深有同感:“外包后,CIO更需要具备了解整个IT行业的能力,以及建立完善的企业IT核心竞争力、价值体系的能力,否则CIO只能被外包商牵着鼻子走。”
尽管神码内部外包的模式可复制性并不强,但在外包实践中,郑小维通过不断提升自己以保证外包成功的做法却可圈可点。
管理外包商
“在发生涉及到多系统的关联性复杂故障时,多服务商的联合排查会诊、同步联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非常容易造成故障时间的延误。这让我们在外包之初的工作难度和工作量一下子变得比外包前还大。”郑小维对外包最初的头疼事记忆犹新。由于是将IT系统外包给了3家服务商,郑小维需要协调“多外包商”,这个管理难度远大于只有一家外包商。
经过不断摸索,神码自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外包商协同机制。在IT系统发生故障时,他们将外包商分成协同提出方和协同配合方两种角色。作为首先发现问题的协同提出方对工作结果负全部责任,其他服务商作为协同配合方,须全力配合协同提出方的工作;同时,协同提出方有权对协同配合方的配合情况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直接纳入“服务商评价体系”。通过这个评价体系,协同双方之间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责权关系,大幅度降低了神码的协调成本。
神码依据“服务商服务评价体系”每季度都对3家服务商的服务进行横向捆绑评价和排名,评分指标涉及服务质量、交付与优化能力、协同与流程、组织与人员。它与神码的服务级别管理协议(SLA)共同形成了外包管理的两大利器:前者侧重于对服务商本身运作的评估,后者则侧重于对服务质量的结果考核。
由于神码的评价体系是对多服务商进行捆绑式评价,横向绑定性的评价体系使得各服务商之间形成了良性竞争关系,促进了服务质量的提高。现在,它已成为神码外包商内部考评工作业绩的刚性指标,因此被服务商戏称为“生命线”。
尽管神码已经能够对多外包商进行有效地管理,但他们毕竟花费了比杜邦等企业更多的精力,目前神码用4个人管理外包商,而杜邦中国只有1个全职人员在做外包商管理。专家指出:“选择多个外包服务商可能得到更专业的服务,但将来CIO会在系统集成、服务商的协调与管理上会面临极大的挑战,企业将为之花费很大精力和资源,也不一定能有效控制外包商的质量。”因此,那些全球性企业大多采用一家IT外包服务商正是为了将自己的管理成本降至最低。
对只和一家外包商打交道的秦彤而言,其面临的管理难度并不亚于郑小维,他也需要定期评估外包商,保证服务商的“新鲜度”。杜邦会定期对包括CSC在内的数家IT外包商进行系统评估,了解和评估业界其他外包商的服务,引进竞争机制、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在不影响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最大化地降低运营成本。“定期评估机制对杜邦的好处就是能够未雨绸缪。IT最忌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属于较原始的处理方法。我们需要流程和机制,在问题出现前就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秦彤坦言。
双赢
回顾神州数码IT外包的3年,郑小维非常欣慰:“我们在外包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外包商比我们还急,它们特别关心外包成效、相关的体系机制和能力的提升。这几年的累是值得的。”3年来,郑小维所领导的神码信息化管理部带着3家外包商一起实施了ITIL / ITSM,使得他们和各服务商的IT服务流程、管理体系、响应机制、突发事件管理、变更管理等能力都上了一个层次。
与外包商共赢,几乎成为衡量 IT外包是否成功的另一个标志。杜邦对外包商的定期评估机制除了有利于杜邦公司外,同时对外包商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手段。秦彤表示:“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做评估,不是让服务商之间打来打去,最后谁便宜就选谁,我们是希望建立一个与供应商双赢的机制,引进竞争机制是让现在的服务商用更好的方式和理念为我们服务。用最具性价比和技术创新的服务满足不同企业对IT服务的需求,服务商也能得到更高的回报。”
秦彤认为,CIO自身不断提高综合管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是谋求与外包商共赢的基础。郑小维的观点与秦彤不谋而合,她强调说:“外包的模式下,CIO要求服务商专业,自己就必须要更专业,否则你就不可能评判他们。”在他俩看来,虽然企业的IT系统外包出去了,但CIO身上的责任并没有包出去,反而更多、更复杂。
CIO如何选择外包商
选择到合适的外包商是外包服务成功与否的关键,合格的服务商应该具备什么要素呢?
1.优异的IT服务管理能力。
2.丰富的外包服务的经验。
3.良好的公司背景。
4.相匹配的组织文化。
5.良好的财务状况。
6.稳定、高素质的人员。
7.服务商自身IT状况正常。
8.明确而长远的业务发展战略。
IT外包的三个层次
李圆
根据组织外包出发点和外包范围,IT外包可分为三个层次:
基础层次是对PC、办公设备的维护进行外包。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自己独立的信息系统,只有PC、打印、复印、传真等简单的办公自动化设备,它们没有专门的IT部门负责相关设备的维护,而是将其包给从事IT服务的小公司来做。目前,很多业内人士已不把这种最初级的外包称作“外包”。
第二层次是非战略外包。这是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CIO谈论并积极尝试的IT外包模式。这些企业通常已经有了诸如ERP等核心业务系统,需要将IT员工从桌面电脑支持及管理、服务器的支持管理、网络及通信管理等流程化非常强的工作中释放出来,去做更具挑战性的事情,如应用系统开发、对企业战略的支撑等。企业会将这些IT基础架构服务工作的一部分外包给一家或几家外包商,合同时间通常为3~5年。
最高层次就是IT的战略外包。目前,一些全球性大公司多采用战略外包。其与非战略外包最大的区别在于,企业不仅把IT基础架构包给外包商,还会进行相应的资产转移、人员转移。战略外包的合同通常时间较长,均在5年以上,因为外包的收益往往在3~5年后才能显现。通用、杜邦、宝洁、摩托罗拉、百安居等跨国企业签署的都是全球性的IT战略外包合同。(IT经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