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办公室文学。”胡晴舫如是说。也许。但这个资本主义弥漫的世界，却的确需要办公室文学，因为这个“新世纪的工厂”就是办公室。

　　近月来我曾在香港《亚洲周刊》写了七八篇关于资本主义的评论文章，然而写到最后一篇时，却不知如何着手，因为我是一个教书匠，长年来不必朝九晚五、上班下班，所以完全没有办公室的经验。只知道台湾男作家王文华曾写过两三本以办公室为背景的畅销小说，如《蛋白质女孩》。还有多年前曾看过的一本《空kenzo的女人》，作者笔名是钱玛莉，其实是一个男人(邓小宇)写的。胡晴舫的这本书是我读过的第一本女性作家写出来的办公室文学。

　　女性作家的笔触和视野就是不同。我不必套用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在此说教，况且本书的主题，从这个立场看来也未免“政治不正确”。然而本书中每一篇文章都是活生生的素描：不夸张，不故意取悦读者．也不故意卖弄文笔，却留下不少极鲜明的印象。如果勉强将之和《蛋白质女孩》相比的话，这本书里显然就没有那两个唠叨不休的男主角，而更多的是上班族的女性：从二十五岁的秘书到半老徐娘的“女强人”和得了忧郁病的女清洁工。其中当然不乏男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年和老年经理，似乎有点“陈腔滥调”了，但在胡晴舫的笔下，这些令人生厌的男人又恢复了人性。

　　我不禁又想到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好莱坞电影《穿灰法兰绒西装的男人》，记得观后的印象是：男主角葛雷。哥莱毕克即使穿了灰西装，还是长得太潇洒了一点。那部半世纪前的电影和小说，描写的也是一个上班族的故事，而这类故事在1950年代的美国电影中特别多，显然反映了战后资本主义大盛的历史背景。那时候的美国上班族，不论男女，穿衣服都很保守，虽与那个年代的时尚有关，但更反映了当时商品消费的引诱力尚不够猖狂，上班族真像是一个穿了制服的团队，它是从19世纪末大工厂中的工作群体衍变出来的，成了中产阶级的集体代表，没有个体和人性，只有群体和工作的常规 (routine)。

　　 现在——又一个新世纪的开始——当然更不同了。虽然男性的上班族( 特别在香港)还是穿着千篇一律的黑西装，女性的上班族则大异其趣，黑色 “制服”之外，还加上更多的打扮和名牌名款的手袋和皮鞋，在本书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她们所做的美梦之一就是拥有一百双皮鞋!这是典型“后期资本主义”的表征——所谓“后期”，此处指的不但是金融投资和跨国大公司的上班族文化，或从早期的大型生产变成现今的消费和“服务”行业，而且更指的是这种消费文化使得办公室所有的人——从总经理到清洁工——都不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只知道营利和赚钱。所以我才会问一个极天真的问题：赚了钱之后又如何?除了享乐消费之外，人生又有何意义?

　　本书中的不少文章为我提供了部分解答，它不是微言大义，而是从一个真正的“办公室”内的女上班族的内心角度说出来的。如果这本书可以作小说——其实它介于短篇小说和散文之间——它的叙述者也绝对是位女性，而且是一位读了不少书、有文化修养的女性。她可以在办公室的“街头”熙熙攘攘的上班族群中体会到不少哲理，却又不高高在上地说教；她可以引经据典——大多是西洋现代文学的经典——却又不“掉书袋”；她可以把这些经典的深层意义放进平庸的办公室生活之中，所以她刻画出来的人物读来颇为独特，并不那么平庸。譬如《勇气》一文中所描写的K先生(卡夫卡小说中人物的影子)，他每天起床上班在想，想的却是非同凡响：“我最需要勇气” ；他从沙特想到西蒙·薇儿，从陀斯妥耶夫斯基想到Delmore Schwartz。你说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种人?但我读完此篇后却坚信有之，甚至觉得台湾办公室中的上班族比香港的有文化!

　　这位K先生当然是男性，却赢得女性叙述者的同情。她更会像张爱玲一样，把敏感的观察触角转向一些极平凡的小人物，譬如她在大众捷运列车上看到的那个年轻人：“他穿着鸽灰色的细条纹西装，结着枣红领带，翘起来的脚套着廉价的意大利皮鞋，夹在一堆垂头丧气、睡眠不足的通勤族中间。他神气十足地翻看他的《经济日报》，吊儿郎当的神情仿佛他不是挤在一趟台币三十元的大众交通工具上，而是坐在加长型的豪华礼车里，正把一瓶香槟酒往车窗外砸碎，以表示他君临世界的睥睨。他身上有股三流喜剧演员的味道。他那沾沾自喜的一本正经，就像大部分的人都以为契诃夫的《樱桃园》是悲剧，忽略了人生作为一出必然喜剧的无奈反讽。”

　　不论是悲是喜，叙述者的态度却是同情的，因为她“异常感动，感动于他当下的那点信念，他坚信：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只需他愿意，什么都可能发生。谁应该嘲笑这份幸福呢?”也只有一位思想成熟、经验丰富的中年妇女才有资格说出这种话。然而本书的作者却依然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