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对唐古拉山进行冻土试验,他曾经携枪而行;为了对珠穆朗玛峰进行科学考察,他登上了6500米的高峰;为了掌握当年国内尚属空白的GIS系统,他远涉重洋……而今,他又投入了北部湾的建设之中。
去年7月1日,对中国人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铁龙修到了世界屋脊,这项中国奇迹的背后凝聚着无数中国科学家的心血——40年前的寇有观就是参与者之一。
今年3月9日,“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了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建设北部湾的战略——今天的寇有观又投身到北部湾的信息化建设之中。
这位老科学家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历程?让我们走近他——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原研究员寇有观先生。
唐古拉山:携枪而眠
传说当年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欲取道青藏高原进入南亚次大陆,却被唐古拉山挡住去路。气候恶劣,高寒缺氧,致使大批人马死亡。所向披靡的成吉思汗,只能望山兴叹,败退而归。唐古拉山藏语意为“高原上的山”,蒙语意为“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
随着时光的流逝,唐古拉山逐渐褪去那神秘的面纱。就在1964年,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翻过了唐古拉山,来到了安多煤矿,安营扎寨。
1963年,国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时年,寇有观刚刚毕业,走出北京农业大学的大门。本来学农业气象专业的他,一门心思想从事自己的专业,却被管分配的老师第一个找去谈话,说祖国需要从事冰川冻土的研究人才,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便被分配到了位于兰州的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室。“其实,我当年没什么个人想法,组织上需要我去哪,我就去哪。”今天的寇有观告诉记者。
那时,青藏公路已经建成通车,而青藏铁路却是中国人心中的梦想。早从50年代起,中国知名代领导人就把修建青藏铁路提上了议事日程。1958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开工兴建。其实,无论对于青藏公路的养护,还是青藏铁路的建设,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那就是高原冻土。当时,寇有观作为中科院冻土研究的一员就踏上了赴唐古拉山寇有观作为中科院冻土研究的一员就踏上了赴唐古拉山的征程。
大唐古拉山口海拔5231米,是青、藏两省区天然分界线。唐古拉山顶终年积雪不化,数十条远古冰川纵横奔泻,可谓“近看是山,远望成川”。在那美丽风景的背后却是让人发怵的高原反应,重则让人一命呜呼。
当时寇有观一组9人,不巧的是,一位感冒了,这在内地倒没什么,但遇到高原反应,立马就转成了高原肺水肿,如果不立刻救治,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们就用队里唯一的车载着他越过唐古拉山,送到了格尔木军医院。
不幸的是,过了几天后,又一位队员倒下了,怎么办?当时大雪纷飞,于是就给那曲地委发电报,说中科院有个研究人员病倒了,请求帮助。结果,地委书记连夜把他自己的车派来了,接上人,送到了那曲人民医院。
“那您有没有想到高原反应很危险,退缩呢?”回答记者疑问的是老人那若无其事的微笑,“其实,这没什么,我们那两位同事病好后,又回到了唐古拉山研究站。”
随后,他述说了一个更为惊险的往事。“当时,那里还不太平,有叛匪活动。为了安全,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一支枪。白天,随身配带;晚上,就放在枕边而眠。”既是秀才又是兵,这也许算是中国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吧。“这没什么。”寇有观依然平静。
珠峰科考:6500米高峰
1966年、1968年,在刘东生、施雅风教授率领下,中国科学院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队进驻珠峰。
作为冰川与气象组的成员,寇有观与童庆禧、曾群柱、沈志宝一道,登山考察到6500米高峰。在海拔6325米冰川补给区的开阔雪原上,建设起世界上最高的地表面辐射热平衡观测场,连续观测六昼夜,获取了极为宝贵的极高山太阳辐射数据等,研究太阳辐射、冰雪与大气热交换。
当时,经常有每秒几十米速度的狂风吹打高山帐篷,他们用承重上千公斤的登山尼龙绳加固。条件允许时,就出来对日观测;条件恶劣时,就有线遥测。
最后两天,帐篷外放的食物被冻住了,无法加工,就干脆不吃饭,但不能不喝水呀。因为口渴难忍,通过高山汽油炉刚把粒雪融化,来不及等它升温,就下了肚。在高达6325米的冰川,连续6昼夜的工作,近2天的粒米未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们积累了丰富的青藏高原热力作用和冰川冻土热水交换数据。在建设青藏铁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施工以及火车真正运行时,对冻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譬如,修建铁路时,火车运行时,冻土路基都会被加温,怎么办?如何将热量散发出去?这些都需要对数据的分析和研究。于是,他们找到了中科院数学所协同攻关。
1976年,寇有观和李存法来到了北京的中科院,在数学所王光寅教授等同仁帮助下,很快建好了数学模型,编好了程序,下面就是利用计算机了。
那时,可没有现在的微机。在全世界计算机的浪潮中,1959年,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中国的第一台大型计算机也闪亮登场,那就是“104机”。寇有观一行使用的则是它的升级版“108机”。这个大家伙,占地足有100多平方米,拥有若干个机架和外部设备。看到的不是现在Windows那赏心悦目的界面,而是一连串带孔的纸条。穿孔的位置不同,就代表不同的数据。一个个孔洞的看,一个个孔洞的翻译,看着都让人头晕目眩。
有一个炎热的下午,寇有观一行终于失去了耐性和希望,他们的程序怎么运行都通不过,怎么办?索性打道回府。第二天一早,再次运行,看着那一串串纸条,乐得心花怒放,程序终于通过了。也许太受累于当初的那个大家伙,时至今日,他的记忆还十分清晰。

200人:GIS启蒙
今天我们出行时,如果不认识路,会很方便地查阅电子地图。自驾车还是乘公交,输入起点和终点,几秒钟就给你一个答案。现在,也许我们对这种便利,已经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殊不知,当年的人们却经过了相当漫长而艰辛的摸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政府也想拥有一本国土的明白账。到底国土上有多少耕地,有多少河流,有多少沙漠?……它们又是如何分布的?坦率地说,如果没有信息化手段,我们确实无从掌握。
中国当时没有自己的卫星,不得已就从美国人那里进口了560幅照片,那是他们的卫星拍下的我们全部国土的照片。国家农委和国家测绘局等四大部委组织了200多位专家,分成6个组,来判读这些照片,从而确定中国的土地利用现状。
可以想象,这项任务虽然圆满完成,但其借用的却是别人的卫星照片,这件事一定在中国科学家的心中留下了伤感的记忆。“后来,我们的卫星技术发展很快,有气象卫星、资源卫星、通讯卫星等等,神五神六的上天又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今天的寇有观很是扬眉吐气。
当年的中国对卫星遥感还敬若神明时,国外早就迈开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建设步伐。陈述彭教授作为中国这方面的泰斗,自然焦灼万分。于是,他采取了行动。
1985年,陈述彭从加拿大请来了GIS专家Tom,来给中国的同行们“传道”。当时在中国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个“GIS”,那就是中国人GIS 的启蒙。
1986年,陈述彭又请来了第二位客人——美国ESRI环境系统研究所总裁Jack。Tom第二次来京报告的听众坐了满满200人。“我在陈述彭教授领导下参与一些组织工作”。从中,寇有观萌生了到大洋彼岸学习的想法。
赴美进修:满载“遥感+GIS”而归
1988年,寇有观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进修,期限半年。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张先生说道:“你来美国进修卫星遥感和GIS,半年怎么够呢?这样吧,你去找资助,找到了,我就批准你延期。”其实,出国人员留学延期,必须要中国政府批准,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变通。
寇有观就找到了当初到中国来“科普”GIS的总裁Jack,这位老兄很爽快就答应了,从此,寇有观开始了在美国为期两年的进修。
开始半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参加美国宇航局组织的最大的遥感项目EOS(earth observe system)对地观测系统,然后就来到了ESRI公司进修。在这里,他们已经将地理信息和表格系统结合起来,建设起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库。对于这些先进的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寇有观在国内是无缘接触的。
当时,计算机在中国价格非常昂贵,一台IBM PC就花了6万元人民币,一台高级彩色绘图仪就要高达100多万元人民币。再说ArcInfo软件吧,国内只有2套:中科院一套,国家测绘局一套,那都跟宝贝似的,多少人要用啊,怎么可能让你天天用呢?
现在来到美国ESRI总部的寇有观,可谓是天赐良机。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可以让你用个够。于是,就出现了让总裁Jack先生非常困惑的一幕:美国人晚上和周末加班不多,加班要发加班工资的。这个中国人,白天完成工作后,几乎天天晚上来加班。
“确实,从数字化到图形编辑,从编程到出制图,对我而言都是陌生的知识,都是我如饥似渴学习的对象。”正是如此的勤奋学习,进修归国的寇有观,不仅带回了厚厚的研究资料,同时也带回了更为广阔的视野。“那两年的学习,为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北部湾:迷人的呼唤
2006年7月20日,在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提出了构建中国-东盟“一轴两翼”的新格局设想。所谓“一轴”就是指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两翼”就是指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两个板块。南宁将建设成为“三个基地”和“一个中心”,即区域性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中国-东盟信息交流中心。通过这个中心实现技术加速器的作用,来推动三个基地建设。
今年1月17日,寇有观教授应邀来到南宁,参与起草了一份“中国-东盟区域信息交流中心初步规划”。3月,南宁市召开了信息交流中心规划专家咨询会,寇有观代表南宁市做了汇报。
北部湾(广西)经济区有可能成为我国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之后的第四增长极,“我非常认同这种看法,能为其助力,自然十分高兴,全力以赴。”寇有观如是说。
从唐古拉山到北部湾,寇有观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当记者采访时,他一直都是那样特别的平淡,仿佛述说的是别人的故事。这也许正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吧。
人物档案
寇有观
现任中国-东盟区域性信息交流中心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中国-东盟区域性信息交流中心建设规划编制及课题研究负责人,中国信息协会制造业信息化推进活动专家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社会服务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世界银行第四期技术合作项目 “邯郸市数字城市建设研究”专家等,20世纪80年代参与引进并应用卫星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1983年以来,主持和应邀参与国家农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和农业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土资源部等多个信息系统和数据库的系统分析、系统设计与系统开发,参与多个城市信息化工作。发表论文专著180篇(本) 以上。
来自中国信息化电子杂志